《魏塘镇志·大事记》云：明朝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四日，为防倭寇侵犯，兴工筑城。翌年三月四日竣工，历时5个月。城高3丈，厚2丈，濠6丈，周长9里多，占地353亩。使用徒工万余，征发民户740余人督工，花银35856.9两。
从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嘉善县城筑成，至今已有456年。翻阅现存的全部志书记载，县城筑成以后，虽屡经战乱，因历代均有修缮，一直到1954年拆城之前有400年之久完好如初。时至今日，我们只能看到以文物的名义保留下来的西南城墙一角，除了感叹，或许也只有感叹了。
魏塘本无城。明正德五年(1510年)建东西两门，名宾阳、平成。此前的魏塘已经是一个集商成市的大市镇了。如果从三国时建的慈云寺、阿育王塔算起，魏塘镇上先后建设了神仙宫、景德寺、大胜寺、泗洲塔和洞虚道院，千余年来竟然是佛、道寺院胜地。或许，我们可以从大画家吴镇的《嘉禾八景图》中看到些魏塘镇当年的风貌：吉祥大圣寺、景德教寺、幽澜泉。明宣德五年（1430年）嘉善置县时，魏塘镇被定为县治。从此，魏塘镇便成了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彻底改变了原来宗教圣地的面貌。
魏塘建城，缘于倭寇海盗侵扰。如果依传说中魏武帝窥江南时驻跸于此，并建五凤楼算起，或者依北宋初署巡检司算起，又或者从元朝至正年间设酒务、税务等官署，并升为镇算起，一直到明宣德五年（1430年）嘉善建县，定治魏塘。又而后120余年，魏塘镇始终是一个不设防的城镇。而且，应该一向是商贸繁荣、生活富庶之地。有诗为证：“沽酒人家柳岸旁，棠梨花白菜花黄。少年游览今陈迹，暮雨潇潇洒夕阳。”（瞿佑《过武塘诗》）
在蓝色的海岸线上，大明王朝给我们展示了更为沉重和残酷的现实。如果说，元末明初之倭患真是日本人闹的。那么，到了嘉靖年间的所谓倭寇，依《明史·日本志》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史之所谓“嘉靖大倭寇”，其主力则是中国人了。
有史料记载，郑和在七下西洋之前的永乐二年（1404年），曾受命“下东洋”，代表明王朝向日本国交涉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之患。而且，以日本国政府下令逮捕倭寇首领，并保证不再出现类似情况的结局，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问题是，从永乐初到嘉靖年间，100多年的时间里，大明朝虽具有很强的航海能力，但却没有坚固的海防。百余年的“禁海”，即使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已经相当繁荣，但沿海地区的居民依然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条件，阻断了赖以生存的活路。“海者，闽人之田也。”不准下海，将其“田”剥夺了；“潮漳以番船为利”，不许贸易，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于是乎，浙闽沿海地区渐渐地涌现出了“动计数万”的倭寇。“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孑入而附之耳。”（《筹海图编》）
明人郑晓曾对假倭寇的身份做过这样的总结：“小民迫于贫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乃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真可谓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也正因此，这些所谓的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支持和帮助。难怪有人会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明人谢杰语）民寇一家，全民皆寇，虽有抗倭名将戚继光，其实也没有让倭寇之患真正彻底得以解决。
无论是在正史还是野史，无论是在官衙府第还是在民间乡村，几百年来对于抗击倭寇，对于抗倭英雄，都是褒奖有加的。嘉善历史上抗倭的英雄就有职为“百户”的赖恩。赖恩是福建汀州人，奉调嘉善抗倭。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二月，侵扰到湖州的倭寇折回海上途中，突然再袭嘉善，赖恩率部迎击，杀敌及俘虏众多。后因赖部疏于防范，被倭寇纵火偷袭得手，溃不成军，死伤惨重。赖恩也中炮殉职。
据《明史》记载，以中国人王直为带头大哥的倭寇对浙江沿海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始于嘉靖三十二年。“王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倭寇来势之浩大，由此可见一斑。从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始，嘉善垒砖筑城，并于次年四月完竣。“嘉靖三十二年倭警……议请筑城，嘉善与焉，命通判邓迁董其事。三十三年十月兴工，至三十四年三月竣事。水门五。陆门四，东曰大胜、西曰太平、南曰庆丰、北曰熙宁，各因其坊名而名其门。城楼如之。月城一百一十四丈。望楼四座，水门旁台五座，墩台一十二座，窝铺三十六间。周围一千四百八十八丈，高二丈三尺五寸，厚二丈二尺。为雉二千六百六十四。濠周于城，阔六丈。公占地三百五十三亩。通县包补粮一百二十七石七斗，用银三万五千八百五十六两九钱。其二万两出自公币，其余照丁田派征诸民以助役。”（清光绪《嘉善县志卷二城池》）
为御倭寇而兴建城池，举巨资，劳民役，嘉善县城拔地而起。但是，非常可悲的是，就在县城筑成的当年，嘉靖三十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倭寇先后三次入侵嘉善，城内狼烟滚滚，庐舍尽焚，连同知县等在内的一等官吏和城内百姓纷纷逃遁。据《县志》记载，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至隆庆二年（1568年），倭寇侵扰嘉善达19次之多，“县治荡然，庐舍为墟，生灵涂炭，无法尽述”。垒砖筑城，能御敌乎？否也。明朝的“禁海”，催生了东南沿海地区祸害百年之久的真假倭寇。为御倭患，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均举巨资修筑城垒。从长远的角度看，城市经济由此得到了繁荣和发展，也由此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但自“禁海”到而后的满清之“迁界”，数百年里，中国躲进了“蜗牛壳”，禁锢了国家的眼界和民族的思维活力，远离了海洋，远离了世界浩浩荡之风云、日新月异之巨变。几百年以后，倭寇之患早已绝迹，就连栉风沐雨数百年的古城旧垒也大多如过眼烟云一般消逝于无形之中。站在以历史文物的名义保留下来的古城墙脚下，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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