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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你买过什么？吃过什么？很多人可能一时记不起来。但你相信吗，有人却知道30多年前自己买过什么，价格是多少。天凝镇洪南村就有这么一位普通农民，他手上有一个宝贝，可以告诉他以前的事情。他叫沈永林，他引以为傲的宝贝就是记录着他过去30多年来每天收支账的“袖珍收支册”，这本册子的时间跨度从1978年1月至今。
A延续了47年的习惯
“沈老伯，能告诉我30年前，随便一样你买过的东西的价格吗？”出于对沈永林账本的好奇，一见到他本人，记者就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沈永林不慌不忙地从楼上找出一本册子，对记者说道：“这些问题只有我的‘老伙伴’才知道。”他拿起册子翻到其中一页，只见上面写着：1978年1月28日，买2斤咸肉一共1.88元，3包糖精0.3元。“那时候不买味精的，买糖精，糖精比白糖要便宜。”看到这些数字，沈永林回想起那个年代的物价。
今年76岁的沈永林是家里三兄弟中的老大，1964年他成家后，父亲就让他当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6口之家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为了让家人少饿肚皮，沈永林延续了父亲记账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把家里的每一笔开支都详细记录下来。因为搬过几次家，记录沈永林家1964年至1977年家庭收支情况的账本已经找不到了，沈永林手里的账本是从1978年1月开始的。记者看到，这本已经泛黄的账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了121页，从1978年1月至今的所有收支明细都记录在册。
沈永林对这本账本爱护有加，虽然纸都已经泛黄了，但是每一页都非常平整。沈永林有一个特点，喜欢写“袖珍字”，字挨着字，句连着句，全都挤在一起，外人要是想看懂他这本账本，还真得费一番功夫。记者有些纳闷，沈永林这么大年纪了，能看清楚自己写的“袖珍字”吗？沈永林笑呵呵地告诉记者：“我可是个近视眼，越近越看得清。”沈永林说，他爱记账的习惯全来自于父亲。“我爸爸原来是‘账房先生’，就是管账的，相当于现在的会计，他爱记账的习惯我都继承下来了。”
B账本浓缩生活变迁
“当时买一条鱼、两只鸡、三斤酱油、几把粉丝就算过年了。”沈永林说，这是1978年他家置办的年货，有鱼有肉，当时一家老小已经觉得很幸福了。“再看看现在，吃鱼吃肉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逢年过节吃的菜都堪比满汉全席了。”沈永林说，那时候，平时的餐桌上都见不到肉，只有家里来了亲戚、朋友才会“开开荤”。
沈永林回忆起，1978年，农村里开始有人养猪，他也养了一头，但舍不得杀来吃，因为卖猪的钱是家里一笔不小的收入。沈永林翻开账本，只见上面写着：1978年2月15日，我卖了一头猪，毛猪重156斤，收入78元；2月15日，我卖了猪上缴生产队后还透支10元，因为劳力少、口粮多，需要透支。沈永林解释说，当年他的三个孩子都在读书，大儿子刚刚14岁，家里吃饭的人多，挣工分的人少，年年都欠着生产队钱。为了养家糊口，沈永林养猪、养鸭，还在自留地里种土豆，卖给国营食品公司。“以前的生活可不能和现在比，我还记得当时集体劳动结束后，我们回家还要编草绳，小孩子搓绳，我们大人编，就为了赚点加工费。”沈永林说。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开始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沈永林也分到了自己的土地，那年8月，他第一次去买化肥农药。账本上清楚地记着：1983年8月16日，买精敌1.86元，化肥、尿素16斤3.66元，尿素100斤。“我想起来了，当时尿素有两种价格，一种是国家分配的，根据你种植的农田面积分给你，另一种则需要自己买，价格相对高些，因此我记了2个‘尿素’。”沈永林说。
记者发现，翻到1983年8月之后，沈永林的账本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透支款”三个字，而且那年沈永林家里出现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买化肥农药，第一次卖稻谷，第一次一下子有400多元钱，第一次上信用社存款……“我卖掉稻谷还去信用社存了150元。你看，我这记账本上记着，除去日常开销，留下家里零用的钱，剩下的全存起来了。”沈永林说。
分田到户后，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到1989年沈永林大儿子结婚那年，村里有一半人家都买了黑白电视机。沈永林指着账本说，儿子结婚他总共花了两万元，包括造房子、装修和摆喜酒。“买了台18英寸的西湖牌彩电，1300多元。”沈永林说，当时彩电供应非常紧张，要买电视机还要搭配购买一部吊扇，光买彩电可不行。
沈永林家一直种水稻，经济条件在村里属于中等。2002年起，我县逐步取消“三提五统”，2004年又取消了农业税，沈永林的账本上也从此没有了这些支出。如今沈永林已经不种田了，家里的田有的征掉了，有的流转了，有的租给别人了，现在他每年的土地收益金大约有1600元。“2011年3月份收入：领养老金1120元；主要支出：买了4元的瓜子，7元的香蕉，9.5元的饮料，去扫墓买花20元。”记者看到，直到现在沈永林还保持着记账的习惯，只是记的内容跟以前大大不同了。“3月11日我家刚租出去两间房子，以后每隔三个月我又多了一笔1800元的房租收入可记。”沈永林乐呵呵地说。
C重温那消失的记忆
在沈永林的账本里，记者还发现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支出项目。
农业税
记者翻开沈永林的账本发现，几乎每年都有个固定的支出项目，那就是“农业税”。从记录来看，沈永林在1989年上缴的农业税是113元，而到了2003年，他家所上缴的农业税则为40.09元。另外，诸如教育附加费等支出项目也不时出现。而从2005年起，他的账本上不再出现这些支出项目了。
据悉，我县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需要负担乡镇统筹费、以资代劳款、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村提留等费用。2002年7月1日，我县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通知》精神，全面推行以“减调改稳、合理负担、转移支付、配套进行”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2005年7月，我县又全面启动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深化。至此，我县全面实现农民“零负担”。
摆渡、轮船费
记者翻阅沈永林的账本发现，1978年至1989年这段时间，账本上时常会出现“摆渡费”和“轮船费”这两个支出项目。从1978年1月28日的记录来看，当时来回的摆渡费用是2分钱，而到了1989年3月下旬，来回摆渡费上升到2毛，而当时的轮船费是1.42元。
沈永林说，当时交通不便，出天凝镇要靠摆渡，到嘉善县城还要坐轮船。后来集资建洪溪大桥时，沈永林与村民们积极捐款，他在记账本上写着：建桥捐款65元。1989年5月，洪溪大桥建成通车，“摆渡费”也从此在他的账本中消失。
据了解，1978年，我县共有渡口226处、渡船226艘。为改善百姓交通状况，政府一直在实施撤渡建桥工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县在撤渡建桥工程中累计建桥185座，投入资金2亿元。2007年11月30日，杨庙三店大桥建成通车，嘉兴市范围内的最后一个渡口——三店渡口随之撤除。
D小账本折射大幸福
账本上不断变化的数字，清楚地记录了沈永林一家这几十年来生活的变化。1964年那会儿，沈永林在生产队劳动，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到20元，而现在，他每个月都能拿到464元的养老金。“虽然物价在涨，但收入也在增加，市场上的物资越来越丰富，现在的生活真的比过去好了很多，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了。”沈永林忆从前道现在，感慨颇深。
对于沈永林每天记账的习惯，老伴陈玉玉一开始并不理解。“哪有人鸡毛蒜皮的事情全都记下来的，刚结婚那会儿，看到他拿着本子追着我问，今天买了些什么，花了多少钱，我就在想，难道还怕我乱花钱不成？”说到这里，陈玉玉笑了起来，“那时农忙，干了一天活，累都累死了，结果他回到家还要拿本本子来烦我。”如今，每当沈永林拿起账本说起过去的事，陈玉玉就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幸福，因为以前的日子原来是那么艰辛。
记者摘了沈永林账本里的几笔收支记录，发现每一笔都写着幸福。
1990年9月2日～14日：领存款111.37元、志成交款70元。志成是沈永林第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进了水泥厂，1988年年底，志成办了进手套厂的手续，1989年他正式开始工作，但那一年基本上没有多余的钱交给家里。到了1990年，他把70元交给了沈永林，全家还为此庆祝了下，因为3个儿子都进乡镇企业工作了，那一年3个儿子每月一共可以挣350元左右。
2010年1月18日～31日：养老金（928元+120元）。
2007年这个年份沈永林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一年他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这一年，他家的农田被政府征用，同年，他拿到了养老金，当时夫妻两人共有580元养老金，现在光一个人就有464元了。2010年1月，国家对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基础养老金，沈永林和妻子都非常开心，他说，这样一算，夫妻俩的收入又多了120元，日子越过越宽裕了。
2011年10月8日：买米105元，买油54.5元，买肉、买鱼80元。
沈永林至今还保留着记账的习惯，他说他要一直记到记不动为止。沈永林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家的收入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种田所得，而现在除了养老金、出租房的房租，还有妻子打零工的收入，夫妻俩的年收入从以前的几百元变成了如今的1万多元。
如今，沈永林的三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每个月都会来看望老夫妻俩，如果工作不忙，每个月会过来两三趟。“孩子们都很孝顺，孙子孙女也很懂事，大孙子在上海读大学，两个孙女都在嘉善高级中学读书，成绩都非常优异。”一说起孙子孙女，沈永林就乐得合不拢嘴。沈永林告诉记者，他大儿子在嘉善一家装修公司上班，二儿子是屠夫，三儿子是泥水匠，三人的月收入都在3000元左右。“三个儿子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和四邻八乡的邻里乡亲一样，我们一家虽谈不上富裕，但早已小康，日子过得非常幸福。”沈永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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