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何谓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 “道路决定命运”，“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这是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的必然指向

　　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思想在五百年的历史演进中，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一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后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近代以来发展逻辑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在历史发展中先后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升华，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升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国到多国的升华，形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从那时到现在，社会主义曲折发展历程，蕴含着以下两大逻辑：

　　首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社会公正。1894年，意大利人卡内帕请恩格斯用简短的话，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回信中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的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最精辟概括，从列宁“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到毛泽东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再到邓小平“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制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一脉相承、始终鲜明地写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上。

　　但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实，早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就确立了自由、民主的原则，孕育发展了国家法制体系，为个人自由发展提供了形式上的平等机会。如果社会主义仅仅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设定在这个意义上，它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观。因此，恩格斯提醒人们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而俄国十月革命确立起来的，恰是体现这种解放条件的“社会公正”原则。可以说，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展现出来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然要求社会公正。正因如此，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才获得了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意义，既赢得了影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改良进步的价值优势，也最终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东方国家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推进社会历史变革的旗帜。

　　其次，社会主义普遍原则与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从实际历史层面看，人类实现社会主义始终面临东方与西方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生，恩格斯认为英、美、法、德四国可能同时走向社会主义，即“共同胜利论”。但是，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把实现社会主义的视线从西方移向东方，指出俄国等东方国家可能不必经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痛苦，首先实现社会主义。20世纪，“共同胜利论”未能实现，而先由马克思、后由列宁系统阐述的东方“一国胜利论”成了现实。

　　从“共同胜利论”到“一国胜利论”，蕴含着社会主义发展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曾提出著名的“世界历史理论”。其中，有两大“世界史”概念：一是地域性世界史，如古埃及、印度、巴比伦和中国，都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区域内发展，形成地域性民族史，展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亦即各国的具体国情。二是全球性世界史，指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使全世界卷入市场经济的历程。当代全球化，就是多数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1840年，中国被迫卷入这一历史进程。但是，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法实现独立自强的“中国梦”。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得不结合自身国情另辟途径，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赢得了国家独立的国际主体资格。此后，才有条件开创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动融入全球化大潮的历史进程。

　　因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社会公正，社会主义普遍原则与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这两大逻辑，揭示了社会主义理论发展逻辑与中国独特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

　　这是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的必然指向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惨烈打击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的不再是朝代更迭的旧有轨道，而是亡国灭种。

　　1894年以后，作为清帝国洋务运动重要成果的北洋舰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覆灭，次年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空前的民族危机，从反面激起了中国人追求独立自强的渴望，使“复兴”成为中国人最刻骨铭心的字眼。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在“老大帝国”无可救药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探索个人、国家、民族在世界中的坐标。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继严复提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之后，梁启超超越同代人单纯“排满”的狭隘汉族主义，强调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并用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颠覆传统王朝观，建构了全新的领土、主权、人民、国家认同。由此，“祖国—中国”意识全面觉醒。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迈入20世纪的中国先后诞生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而历史为什么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而没有选择别的什么“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呢?

　　实际上，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以后的中国人先后尝试300多个政党与“主义”，但这些选择，都先后失败了。当年，魏源、林则徐等晚清地主阶级开明派“师夷长技”，选择的是“封建主义自救”之路;张之洞、李鸿章等兴办洋务，选择的是王朝旧制与资本主义舰炮工商嫁接之路;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戊戌变法，选择的是资本主义君主立宪之路;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旗帜，选择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道路。

　　当年，孙中山有个理想，想通过外力即西方国家支持，在中国顺延资本主义逻辑，使中国与世界现代化接轨。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欧洲向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借款，以解决临时革命政府的资金困难。1911年11月，他在欧洲演说，称中国“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意思是我们与你们是“同类”，要搞资本主义，拿出你们的钱支持我们吧。而冷酷的事实却是，四国银行团都不肯解囊，反而借款给我们代表专制复古势力的袁世凯，只认他是挽救列强在华利益格局“唯一强有力的人物”，致使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国民政府陷入困境，辛亥革命成果被告窃夺。

　　事实表明，近代中国，一方面，救亡和富强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追求;另一方面，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曲折历程，可以看到一个严峻的局面：当时中国传统专制势力，逐渐在利益上与外国列强形成高度默契，造成阻碍中国独立自强的强大反动力量。因此，旧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根本无法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无法通过顺延资本主义逻辑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救亡富强有用，但不可行。

　　历史表明，中国救亡自强，只有靠中国人民自己，突破资本主义逻辑，另寻出路。这条出路，就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既有追求未来理想社会的指向，又有历史和现实原因。也就是说，搞社会主义，不仅对救亡富强有用，而且是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发动土地革命，动员广大民众起来支持革命，不再像孙中山那样乞求外国资本支持。这是中国人唯一能自己作主的选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仅具备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主体身份，而且奠定了走向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前提，找到了通向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现实途径。

　　(选自《党建》杂志2013年第2期，作者为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