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去郊区游玩，看到了许多蚕豆苗，想到小时候和伙伴们在蚕豆苗地里采豆耳朵的事情，我忍不住下了车，踩进小雨刚止的松软的泥地里，寻找起了豆耳朵。同时，童年时代的一幕幕情景“过电影”一样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家住在县城中山西路，那时叫“仓桥街”，我家就在街的西头，再往西出了西城门就是西门大街了。那时候我家的北面是大片的菜地，都是“蔬菜大队”的土地，那些菜地上种了好多好多的蚕豆。

　　放学后，做完了回家作业，我和最要好的两个朋友小珍和小宝蹦蹦跳跳地跑到附近的蚕豆地里，采起了豆耳朵。我们一边采一边嚷嚷着“我找到了一只豆耳朵”“我找到了两只耳朵”“我找到了三只”，空旷的田野里回荡着我们银铃般的欢笑声和蝴蝶般“飞来飞去”的身影。

　　不一会儿，我们每人采集了一大把豆耳朵，三个小伙伴坐在田埂上数着手里的豆耳朵，比谁采得多。我突发奇想地问道：“这蚕豆有豆耳朵，那其他的豆子有吗？比如豌豆、毛豆？”两个小伙伴摇摇头，都说不知道。小宝说：“我听我奶奶说过，这豆耳朵能听得懂人话，你有什么想法告诉它，它会帮你实现的。”“真的吗？”小珍一听就来劲了。“真的！”小宝认真地回答道。

　　我们三人各跑到一个角落，轻轻地对豆耳朵诉说着心里话。小珍和小宝一会儿就说完了心里话，跳跃着跑出了蚕豆地。她俩问我：“你说了什么心里话？”我说：“你们俩先说。”小珍说：“我想得到一件新衣服。”小宝说：“我想能有零花钱。”我说：“我长大了要读大学。”小珍和小宝一听大喊起来“读大学好，我也要读大学，我们重新说过”。说着，两人就跑了，我在后面喊：“一天说两次没用的。”她俩理也不理我，自顾自地跑进蚕豆地找豆耳朵诉说去了。

　　谁也想不到，没过多久“文革”就开始了，我被直接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她俩尽管还在上学，但读些什么书自己也不知道，成天不是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就是“学工、学农、学军”。再后来就是“知青下乡”，没有什么知识的我们全被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了。

　　人到中年后，我们又聚在一起讲起了小时候摘豆耳朵时讲的心愿，三个人只有我一人后来读了大学，她俩都揣着初中毕业的文凭没有“进步”。我笑着说：“当时跟你们讲一天说两次是没用的，你们还不信，应验了吧。”

　　不过，我们的下一代都上了大学，小珍的孩子读的是浙大，小宝的孩子读的是上海大学，我家的孩子跑得最远，跑到北京去上大学了。现在三个孩子在三个城市，工作都不错。我们也都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一年难得有几次聚在一起，就是聚在一起也是聊小时候的故事、讲小时候的趣事，比如说讲摘“豆耳朵”的故事，就成了我们最快乐的回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