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人只要提起我的父亲，老家四乡八村有哪个不知晓？父亲是一介农民，连大字也识不了一箩筐，只会种田。一位草根有啥本事让自己大出名头？是三年自然灾害！

　　1959年到1961年，农村处处粮食歉收。然而作为姚庄北鹤十二生产队队长的父亲则带领社员努力搞好生产，田里水稻年年获得好收成，算得上当年的一大奇迹。这是其一！再则，由于水稻丰收，家家户户分了口粮，还分了超产粮，几乎可以顿顿吃白米饭了，可父亲毫不吝啬地将家中大米“借”给正在挨饿的乡邻，宁愿自己吃粥。饥馑年代，跟人借米好比“相打窝里夺拳头”！可乡里有这么一说，上门来只要叫得出海根伯伯的，谁都能借到三升大米。或许这话有点言过其实，更多饱含赞誉。父亲确实把家中的许多大米借了出去。不要说留下借据，有的甚至连名字都叫不上。父亲说：借米的人有能力归还，不写借条也会还。若是无力偿还，挖他卵子(要他性命)也还不了，要借据何用？借米助人渡过饥馑难关，这是其二！父亲就在那个时代成了名人。

　　父亲种起田来精耕细作，勤于管理，还把生产队当做自己的家，带领社员努力生产，水稻产量独占鳌头。即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生产队照样年年获得水稻丰收。我清楚记得，每当雷阵雨来临时，社员们急急忙忙往家赶，父亲却一头扎进雨里，去田头关缺(排水口)、开缺。白茫茫的雨帘里总会留下父亲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忙碌身影。

　　父亲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抓一把土来捏一捏、闻一闻就知道该施什么样的肥；无论早稻、晚稻，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施肥烂熟于心。父亲什么活都干在前头，什么活都作出表率。无论耖田、坌田，撒秧、插秧，斫稻、挑担，件件一丝不苟。对干活潦草搪塞的毫不留情，还不厌其烦地指点迷津。父亲是个勤紧人，是名副其实的领头羊！

　　因为我家劳动力多，家里分到的超产粮装得缸满甏满，还得用栈条(竹篾编的)囤起来。分红也喜人，每工(10分工)可分1.2元。这般经济收入连城里人都眼热。在三年饥荒时期更是破天荒了。而且，黑市上每斤大米要卖3元。邻里都说，队长家发大财了。父亲不仅不让人把大米拿到黑市上去卖，还阻止家人拿大米去换家里必要的物品。1961年我大哥结婚，娘中意的双门衣橱卖家急着要用大米交换。衣橱用大米换不犯王法，娘答应了，可父亲不答应。娘清楚丈夫心里想的是什么！只得多花了钱才把衣橱买回来。

　　熟脸孔的人来借米，这点脸总是要给的。逢生脸孔的人登门，怯生生开口：“海根伯伯，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小孩饿得哇哇哭，借点米吧！”父亲最听不得的就是这几句话。一听，耳朵根就软了。明明有去无回，父亲还是三升五升的往外借。娘心痛，却没敢阻拦，只是说，这点米帮得了啥？父亲说，帮一个是一个。或许我们多吃几餐粥，就能帮人渡过难关。那年头，我们生产队几乎家家都能吃上白米饭，可我家非但没发财，还得三天两头喝粥。三年饥荒时期，我家借出了不计其数的大米，父亲的好名声也随着传开了。街坊邻里纷纷效仿，省下粮食接济亲戚朋友。北鹤十二队从此也有了好名声。

　　1963年，姚庄北鹤十二生产队获得了浙江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称号。父亲作为代表去省会杭州参加会议，还见到了他最敬仰的周恩来总理。

　　那年，我刚上嘉兴一中读高中。父亲从杭州开会回来，特地在嘉兴站下车，兴冲冲地到学校来看我。我看到父亲穿着对胸襟土布衫，胸前别着一朵光荣花。光荣花的红绸上的浙江省劳模大会的标识历历在目。父亲满脸红光，显然还陶醉在与会的兴奋之中。从杭城回来，父亲开口闭口就讲周总理。说周总理身材挺拔，脸庞英俊，剑眉浓密。还说他一定是天上星宿下凡。其实开会时父亲坐在后排，最多也就看到了周总理的身影，可那是心中的偶像，再怎么说都非同凡响。酒后茶余，每每提起见到周总理，爹立马脸泛红晕，仿佛自己跟周总理一同喝过酒似的。社员们说笑：海根伯伯，你真该替我们给周总理敬杯酒！

　　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直至1970年才卸任，街坊邻里无不称赞海根伯伯是个勤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