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琦/文 王建超 等/摄
　　男，浙江省作协会员，大专学历，1952年9月生于杭州，初中毕业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后调回嘉善，先后在电台、电视台、报社和文联、文化局工作，曾多次获全国、省新闻奖项。有长篇小说《长征》《七天七夜》、小说集《状元坊》等出版，其中《长征》获浙江省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七天七夜》被列为浙江省文化精品扶持工程项目、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点项目。现为嘉善县文化局退休人员。
　　
　　2006年10月，我完成了90万字的长篇小说《长征》上下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付梓。这对我来说，是完成了一次文学长征。因为，为了《长征》的写作，从选择这个高难度的题材，查阅大量的资料，一次次的谋篇布局到正式出版，我前前后后花了28年的时间，这还不包括早期的阅读和爱好。
　　没有人相信我会写小说，尤其是写长篇小说，更不用说以这种体裁去碰这么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了。人们的不相信是有理由的，因为在2000年1月《长征》第一卷出版之前，人们几乎想不起在哪里看到过我写的文学作品，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我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自诩也是一个不错的新闻工作者，有获得的市级、省级、国家级的新闻作品奖证书可以为证。
　　可我还是写了小说，而且到现在还在写，有些人问我，你怎么写起小说来了？我说，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使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又问，我说，兴趣所致，我喜欢写作，所以不觉得苦；再问，我说，我只想写一个英雄传奇的故事。
　　是的，我只想写一个英雄传奇的故事。当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中的“长江有意化作泪，长江有情起歌声，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响起的时候，确实是令人神思千古，浮想联翩……
　　
　　我很喜欢看英雄传奇式的作品
　　我上世纪50年代初出生于浙江杭州，在那里度过了小学和初中时期。应该说，那是一个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但也是一个充满英雄精神、充满幻想的年代。我从小就喜欢听故事，听说书，且喜欢听历史方面的评书；那时，我住的街道弄口就有一个茶室，里面每天有说书的，我就钻在满是老人的人群中听，至于听得懂听不懂是另外一码事。上学识字以后，看书的兴趣不断增长。家里的哥哥姐姐都喜欢看书，也经常借书回来，因为书是借来的，而且还不能和哥哥姐姐争时间，只能他们不看时我看。于是，我就是吃饭时，也是边看边吃。
　　记得还在小学二年级下半学期，我就边翻字典边看起《三国演义》来，小学三年级时，看了《中国文学简史》，小学四年级时，结合学习《毛泽东选集》，又自学了《中国简明通史》和《中共党史》等。我有一个同学的爷爷据说是前清时的秀才，家里有不少书籍，像《三侠五义》《小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说唐演义》以及许多毛边纸的小说，都借来看。一般两天就归还，这也训练了我看书的速度。俄罗斯和前苏联的战争军事小说也看了不少，如《日日夜夜》《旅顺口》等。母亲在学校里工作，每到寒暑假就背一袋书回来给我们看。就这样，在小学6年里，我看了大量的“闲”书。我看书很杂，但以文史哲为主。学《毛选》，读革命回忆录，到后来又涉猎军事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共党史、经济学、佛教、道教、文学、地理……当然，看得最多的还是历史书籍和中共党史。当然我也想不到，阅读文史哲会对我今后写作《长征》大有用处。因为在当时，我之所以喜欢看书，只是为了能在同学中有“侃大山”的资本。
　　1966年“文革”开始，我在杭州孩儿巷初中上学。当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同学们无处读书，在家里闲逛，我却得到了一个极好的读书机会，校图书室被砸破门，我走进校图书室，全神贯注地看书。那时，我规定自己每天必须读一定量的文字（懂不懂不在乎，我想以后会理解的）。由于看书过度，1967年夏天有半个月，我头疼欲裂，见到光疼得更厉害，晚上连觉也睡不着，见了人也不怎么说话，家里还以为我脑子里生了什么东西，去医院也查不出病因。真的很难使人相信，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我会因看书看得头痛，那时我正在看“联共党史”教程。从1966年夏到1970年5月去支边前，我几乎每天看书，在不知不觉间还看了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许多课程。1970年5月，我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带去了一箱书，许多在当时是“禁书”。看了些书，对那些“高大全”的作品又不想看，很想写一点自己满意的东西，但苦于找不到突破口。
　　1975年底，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和肖华将军作词的《长征组歌》。我一遍又一遍地听《长征组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写长征！
　　
　　人世间自有一股英雄气在激荡
　　在我的心目中，长征是悲壮的，更是伟大的。于是，当胸中激荡创作冲动和激情时，很自然地想到长征，想用自己的笔，写一个英雄传奇的故事。然而，真要动笔写，又谈何容易。因为我要做的，不是编一本大量堆砌长征史料的纪实性作品，而是通过文学笔法，全景式再现长征的长篇历史小说。我需要让那个历史时期的国共两党的数百名将帅、士兵在自己笔下复活，并说出符合历史和他们身份的话。这部小说的最大难度正在这里：不仅要求历史的真实、文学的真实，还必须与时代节拍相吻合；不但要把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基本走向，还要把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而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1978年，我尝试着写了8万字。没多久，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出版，风靡一时。我发现，跟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相比，自己写的那些文字不仅谋篇布局有些乱，文采也远远不够，更缺乏厚重感。于是，我把那8万字的文稿全部撕了；因为只有撕了，才能够开始重新构思布局。当时，我下决心，再看10年书，为《长征》写作作准备。
　　可在当时，没有互联网，党史中的很多资料是封存的，还有许多不能碰触的禁区，我到哪里去看更多的书并搜集相关资料呢？
　　1979年4月，我被调到嘉善县广播站担任编辑工作。一次，团县委一位朋友知道我爱看书，尤其喜欢看文史哲类的书，便打开了团县委图书室，让我自己挑选。我惊奇地发现，图书室内竟然有着大量我需要的中共党史书籍，如全国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用于大学党史教学的《中共党史资料》（内部发行）、《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还有很多将帅的早期回忆录，如建国初期出版的《一方面军长征亲历记》。这里面的回忆都是“原生态”的，没有经过任何的“雕琢”。我还自费买了《聂荣臻回忆录》《彭德怀自述》《杨成武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传略》《中华民国人物传》，长期订阅《星火燎原》《纵横》《文史知识》《军史资料》《党史研究》等，还看了大量的人物传记……
　　1987年，当我感到储备比较充分时再次动笔。这次，我设计两条线索展开了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主线是中央红军长征，副线是国民党军的围剿。主线中又分两条线，一条是红军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另一条是党内斗争。副线也分两条线，一条是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另一条是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地方军阀间的勾心斗角。另外又构思两个矛盾，即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矛盾，以矛盾作为交叉点，把两条线连接起来，构成了整个小说的框架。
　　8个月后，30多万字的《长征》第一卷初稿写成。修改后誊抄，差不多又花了8个月时间。掐指一算，从1978年动笔起，时间已过去整整10年。然而，谁又想到，之后整整11年，我找了浙江、上海、黑龙江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愿意出版。一开始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直至找到上海一家出版社，一名资深编辑在称赞这本书写得不错的同时，向我一语道破“玄机”：以小说的形式反映这么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涉及那么多领袖人物，一直以来，如果不是由相当一级领导机构直接拍板或委托，是不允许写的，写了也没有人敢出版，至于民间还从来没有人敢尝试。可以说，这在当时被视为禁忌。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行规”，我或许不敢写《长征》。
　　天无绝人之路。1999年3月，当时文艺环境比较宽松了。在一次闲聊中，我和县文化馆的研究馆员金天麟谈起这件事。天麟很热心，说他有个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可以问朋友试一试。于是，通过天麟的牵线，《长征》第一卷到了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手里，当即得到肯定。原定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快付印时，四川文艺出版社突然又转给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于是，开始重新审批。之后，书稿通过了四川大学党史研究室的审定。2000年1月，命运多舛的《长征》上卷终于面世。
　　《长征》上卷出版反映还可以，《浙江日报》发了消息，《嘉兴日报》、嘉兴电视台做了专题，市委宣传部和嘉兴军分区还专门开了研讨会。我给时任省文联名誉主席的顾锡东寄去了一本。2000年4月19日，顾锡东给我回信，信中说，“如此重大题材的长篇著作，非‘才气加勇气’者不能胜任，您不仅成功地完成第一部，而且还将继续写下去，令人钦佩，可喜可贺”。也有不少人在向我道喜的同时，表示了一种担忧：第一卷写得不错，后面的要写出来恐怕就难了。我则笑呵呵表示：第二卷一定会比第一卷写得好。
　　
　　大凡做事情有得必有舍
　　2000年12月初，时任嘉善报社总编的我，在升格为正科级的前一天，调任县文联专职副主席。这时，距离《长征》上卷出版还不到一年。很多熟识的人或打电话或当面低声问我，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笑嘻嘻地回答他们：“你看我像出事的人吗？”并向他们道明原委。原来，报社事务繁忙，我感到，要完成《长征》的全部创作，必须有一个清静的创作环境。为此我主动跟组织部门提出，换个岗位，哪怕不安排职务。当时，组织上派时任嘉兴日报社副总编的张才方和我谈话，希望我留下来继续担任嘉善分社社长，但我还是决定走。明白真相后，不少人对我说，你当了6年的副科，只差一天就转正了，你这个人啊真傻。我记得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我相信在嘉善报社里，别人会比我干得更好，但能写长征小说的，目前嘉善、嘉兴甚至全省来说，也只有我一个。”
　　“我的命很大啊。”1976年3月，我因为对“批邓”不满被审查被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彻底平反；1983年7月又因心肌炎差点丢命。那时，浙二医院开出7张病危通知单，只有我一个人逃过了鬼门关。我想，老天爷让我不死，可能就是为了让我写完《长征》。我要继续写《长征》。但到了文联，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提不起精神重新提笔。一是上卷的写作到出版，已停笔11年，需要找回当年的那种创作激情。二是我在寻找作品的内涵，即黑格尔强调的“历史题材中属于未来的东西”。
　　2001年春，我再度动笔，开始创作第二卷。这次，我想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创作，甚至做好了不出版的打算。尽管我的记忆力还可以，但我还是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每次写好几个章节，面对眼前浩渺的资料，我都习惯于把它们在头脑中盘来盘去，充分消化吸收后，化作下几个章节的情节，一气呵成落到笔尖。但有时我还是会感觉倦怠，甚至厌倦。其间有几次我停笔不写了，最长的一次停了快两个月。可想到那么艰苦的日子都过来了，于是我又开始写作了。
　　一年多后，第二卷终于完成了。其后改改停停，一晃又过去了3年。到了2005年5月，嘉兴市作协主席李森祥将《长征》第二卷推荐给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7月25日，中国作协副主席，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黄亚洲代表浙江省作协，与15位省内作家举行了2005年重点作品签约仪式，我是签约长篇小说的作者之一，《长征》被列入“浙江省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这一消息迅速被很多媒体报道。没多久，我接到四川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的电话，责任编辑约我仍在他们社出版第二卷。考虑到上次已经申报过出版项目，这次申报相对要容易些，我就同意了。书稿寄去没多久，反馈意见就过来了，说《长征》第二卷在出版社反映不错，并已被列为四川出版集团的重点作品，他们建议我考虑把二、三卷浓缩成下卷。恰逢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一套完整的长篇小说《长征》应该有一定的市场。经过两天的考虑，我采纳了责任编辑的建议。在第二卷的后面，又提笔写了5万字。
　　2007年7月，我接到了四川出版集团的关于《长征》第二卷的审读意见：“……在尊重历史原貌的前提下，对历史人物的塑造，不再是千人一面，非善即恶，做到了人物形象丰满，各人各样……人物心理描写细腻，环境描写精当，典故轶事旁征博引……可以说，整个文稿显示出作者极强的史料驾驭能力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也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校对大样书稿上写满了责任编辑的修改意见，全书足有五六十处。其中一点是，要求对红军长征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等有确凿的文献出处。有些地方甚至需要大段删改。这时离原定8月底交稿不到半个月了。为了抢在9月底出版，我每天都白天连着黑夜地在电脑上修改，有一天改到了凌晨2点。有几次，甚至中午下班后连办公室门都不出，饿了就吃点牛奶和蛋糕。
　　8月30日深夜，我改完最后一个字，轻点鼠标，把全部文稿传给了出版社。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快虚脱了。当时人很难受，胸中常有呕吐的感觉。
　　10月5日，四川出版集团向长征胜利70周年献礼的重点作品——装帧精美的《长征》（上、下两卷）到了我手中。《嘉兴日报》、嘉兴广电台、《嘉兴日报·嘉善报》、嘉善广电台等进行了专题报道。《中国文学报》发表了评论。2007年2月5日下午，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嘉兴的20多位作家、评论家齐集嘉善，对长篇小说《长征》进行研讨，给予较好的评价。2007年10月，《长征》获得浙江省“五个一”奖（长篇小说类），第二年，又获得嘉兴市文艺作品成果奖金奖。在获奖以后，一些媒体要我谈谈感受，我说了三句话：
　　“一直以来，我只想写一个英雄传奇的故事，在历史题材上发挥，在现实创作中联想。”
　　“人必有所舍，才能有所得。”“人是要有精神的。”我确实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大千世界光怪陆离，连空气都是香的，面对诱惑，你必须有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