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年少就立下志愿:永远跟党走!
人生犹如一场考试,一份答卷深刻而又清晰。我的境遇可谓跌宕起伏,让人百感交集。1960年我在嘉兴市第十七中学(干窑中学)求学,已有上进意识的我多次要求加入共青团。由于家庭成分是上中农,所写的入团申请书如泥牛入海。1963年,我以优秀的成绩考取嘉兴一中。可高中毕业时“文革”风起云涌。1968年3月我应征入伍,实现了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正当我刻苦锻炼力求上进的时候,当年8月,身为大队团支部书记的二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部队,我再优秀也是富裕中农的子女、伪保长的外甥,还有一个反革命的哥哥。尽管我成了连队的投弹能手、射击标兵,可进步对我来说却十分遥远。1971年我退伍回乡,好在我什么农活都会,挑担、坌田、插秧、罱泥,凭着一身力气,几乎无所不能。每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领袖的最高指示让我有了出头之日。当年农村缺医少药,公社卫生院医疗力量薄弱的局面亟待改善。1971年下半年我被抽调到卫生院。起初只是小小“制药厂”的普通一员。跨进卫生院门槛,我仿佛有了救死扶伤的使命感,开始大量收集、阅读医学书籍。倒并非伯乐相中了千里马,而是载物急需脚力。卫生院缺少医生,护士(没正规学历)进修半年就派医生用场了,我自然而然被选为医生苗子,于是幸运地踏上医学进修之路。进修后,我很快成为卫生院的一名医生。
1972年,公社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我是嘉兴一中66届高中毕业生,又当过兵,自然成了推荐对象。可我家的成分与富农就差一点点。这样出身的人能培养工农兵大学生?
1977年高考放宽了老三届的年龄限制。可一想到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就凭我那点微薄工资维持家庭开销,我岂能一走了之?随着行医资格逐渐规范,取得学历乃当务之急。当时为了解决许多已在行医的“土郎中”的资质,县卫校举办了一期全脱产的“中医学徒班”,我也报了名。由于我在卫生院的医疗业务上独当一面,卫校同意我不去上课,通过自学参加考试。中医基础知识、中医临床医学、中药学、伤寒论、医古文等林林总总10多门功课,我根据课程进度,边工作边自学,并按图索骥复习功课。一年半后,我顺利拿到了“中医学徒出师”文凭。从此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医疗业务知识,不断充实、提高自己。
1980年,正是拨乱反正时期,我被任命为卫生院院长。1981年,我被批准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历尽挫折,更显珍贵,从此我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深知自己“半路出家”,没有正规的学历,觉得肩头的担子更重了,使命感增强了。为了更好地为病人服务,我得有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和过硬的诊疗技术。1985年通过入学考试在浙江中医学院函授学习,不单顺利地毕业了,还被评为“校优秀学员”。那张红红的毕业证书,那张薄薄的奖状,还有那本厚厚的《中医内科临床治疗学》奖品都证明我努力过。
在卫生院院长的工作岗位上,我坐门诊、查病房,身兼数职,兢兢业业干了16年。1996年我被任命为嘉善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并担任了党支部书记。我身体力行做好当家人,带领全体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正当事业一帆风顺之际,1999年11月我突然被县检察院审查。由于自己坚持党性,行使职务从不贪污受贿,最终得以清白。
从卫生局退休后,由于工作需要,我被抽调到嘉善县司法局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上班,凭借自己的医疗业务知识和工作协调能力,为医疗纠纷调解出了微薄之力。同时,我还在机关离退休支部书记岗位上服务了6年。
我的成长与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壮大休戚相关,没有党的强盛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对党吐露心声:我不够优秀,但够用功。在喜迎十九大之际,我祝愿中国共产党更加英明伟大,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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