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留下的遗物中，有一份纸质泛黄、但保存完好的《中共临时党员证》，发证日期为1947年4月1日，发证机关是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持证人二师六团一营三连连长刘文涛，发证至今已有71年。
这个临时党员证不是证明你是临时党员，而是党员负伤后在治伤期间凭此证在后方医院过临时组织生活，否则均不能生效。也就是说，伤愈出院后无其他用处。但父亲一直到2010年过世都一直珍藏着这份临时党员证，而且是与军功章放在一起，我想他想留住的绝不只是一份早已作废的临时党员证，而是想留住他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留住战争的硝烟味儿和他曾经抛头颅洒热血的浴血疆场的情景。
父亲于1940年8月加入新四军，至解放战争结束，他共负过两次伤，一次是七灶河伏击日伪军汽船，时间应该是1944年5月；另一次是在鲁南战役中，他左胸中弹，子弹从后肩胛骨穿出，重伤，当时大雨滂沱，差点送命。
从时间上推算，这份临时党员证应该是第二次负伤后在后方医院治伤时使用的。此证为折页式，共6页，扉页上印有鲜红的党旗，第二页是“使用规定”，第三页为持证人信息，第四页是《战时党员守则》，共12条，这些守则在现在人看来可能觉得有点夸张，但在战时，它确实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这12条守则分别是：1.进攻在前退却在后；2.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3.鼓励作战勇气，提高胜利信心；4.英勇顽强为人民立功；5.服从命令，完成战斗任务；6.帮助指挥员掌握部队；7.帮助新战士的战斗动作；8.提高警惕，制裁投敌分子；9.加强爱民观念，遵守群众纪律；10.不发洋财，严守战场纪律；11.优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12.胜利不骄傲，失利不灰心。第5页竖版写着“全心全意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封底是五星、镰刀、斧头。
这份临时党员证的编号是B15580，这个编号代表什么我无从考证，但它给我很多想象，最能说服自己的是，在这场大战中，也许父亲是第15580个送到后方医院的伤员。
父亲生前曾给我说起过他养伤期间的一个小故事。他说当时后方医院之简陋是现在人不能想象的，只有几间简陋的平房或草房，伤员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记得他说那次疗伤是在山东，他住在一位大娘家里。有一天大娘腰间系上一只布袋，拿着铁鎝去翻地，一边翻一边弯腰捡起一种小手指粗细的软体虫子。一爿地翻完了，大娘腰间的布袋里装满了虫子。然后大娘用一根筷子捅进虫体，麻利地将虫子一个个里外翻个儿。父亲说他看着大娘做，虫体里翻出来除了油没别的。洗过后，大娘将虫体剁碎包饺子给父亲吃。父亲说：这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鲜美的饺子。母亲是学医的，在听了父亲叙述后发表“高见”说：这虫子营养好，是含脂量极低的高蛋白。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虫子，猜想会不会是我们这边的地老虎？父亲那时曾说可能是蝗虫的幼虫。听这故事的时候，我也就十几岁。岁月流逝，几十年过去了，好多事情忘却了，但这个故事却深印脑海，大概是好奇虫子也能吃的缘故吧，再加上父亲描述得鲜美！
在纪念建党97周年的时候，重新翻看父亲留下的《中共临时党员证》，抚摸之，泪盈眶。我觉得这泛黄的薄纸片是父亲留给我的一台放映机，每每望之，父亲的战斗史、亲情故事、战友情结和戎装照总会在我眼前轮番播放。
这份临时党员证的编号是B15580，说明当时发给负伤党员的数量不少，但历经70多年，我想它如今存世的应该少之又少，也许是绝无仅有，原本想待有机会捐给新四军纪念馆，但后来一想，1947年新四军番号已经取消了，要捐也该捐给华野的纪念馆才对，但不知华野有没有纪念馆，暂且留着吧，想父亲的时候，让它充分发挥“放映机”的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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