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车库靠东墙，摆放着已沉睡十多年的我的“坐骑”。然而，想当年，它不辞辛劳，陪伴主人走遍城乡，行万里路；它不离不弃，相守主人十八年，早出晚归。它见证了主人在事业上走向成熟，而自己辛勤的付出，却成了“老坦克”。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居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家有自行车成为时尚，人们出门的基本交通工具，便是自行车。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在嘉善县城，自行车寥寥无几，私人拥有自行车几乎没有。我少年时，记得只有县邮电局的投递员，骑着绿色自行车，帅气十足，潇洒自如，走街串巷，送信、投报。那时，县城从东至西，主干道为东门大街、中山路、西门大街，全长九华里，如步行投递，真的为难邮递员。而骑上令人羡慕的自行车，为民服务，迅速又省力。当时，我奢望有朝一日，定要学会骑自行车，行走如飞，逍遥自在，乐在其中。

　　在我念初三时，有幸随父亲到上海爷叔家过春节，终于有机会了。我爷叔是上海毛巾六厂厂长，有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供他上下班使用，春节期间停放在家里。于是，我请求已会骑自行车的表弟，教我学骑自行车，表弟一口答应，从初一下午起，在上海老西门的一条行人稀少的弄堂里，我开始学骑自行车。表弟告诉我，骑自行车关键是把好方向、保持平衡、用力适度。我悟性不错，3个下午下来，竟然独自骑着自行车，可在弄堂内来回行驶。我为回报表弟，承诺教他游泳，当年暑假，我邀请表弟来善，言传身教，让表弟学会了蛙泳。在我进二中读高中时，同学间会骑自行车的为数不多，我偶尔露一手，令人刮目相看。

　　在那个年代，自行车属紧俏商品，一律凭票供应，自行车票，均分配到单位，由单位分发。1980年秋，我师范毕业，到二中任教。当时，学校分配到一张上海凤凰牌26寸自行车票，属那时最亮丽的自行车款式，好多人梦寐以求。学校领导觉得全校30多名教职员工难以分发，只得用抓阄的方法来定。我是一名新教师，又是本校毕业的，相处的原来都是我的老师，故打算放弃。我的班主任汪老师，硬拉我一起去抓阄。我抓了一个“32号”，就走人，无所求之意。可当我回宿舍刚洗头时，总务处老师进门来通知我，“32号”中自行车票了，总务处主任要我马上到总务处去取自行车票。意外的惊喜，令我束手无策。当时，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售价为120多元，相当于我近3个月工资，我又刚参加工作无积蓄，再说我吃住在校内，自行车可有可无。后来，才想起我姐夫要买自行车已多年，但一直无自行车票。于是，我电告姐夫，我有一自行车票赠送，姐夫连声感谢。隔天，姐夫路远迢迢来学校拿票，到五交化商店买车，欢天喜地骑着亮光闪闪的新车回家。

　　说起我有专用的自行车，已是时隔5年的事了。当时，我在县教育局工作。那时，县机关部门配备公务自行车较为普遍，经济实力雄厚的机关部门，每位干部都配有一辆公务自行车，修理自行车的费用还可公家报销。而县教育局稍逊一筹，局领导、股室长、秘书、财务等配有公务自行车，女干部均不配。所配置自行车的款式档次和新旧程度，论资排辈。我运气蛮好，配到了一辆八成新海狮牌自行车，车把手、车钢圈崭新发光，车身、后座乌黑锃亮，我爱不释手，每周用干毛巾通擦一遍，骑在上面神气十足。当时能配有公务自行车，也是一种身份标志。

　　自从我有心爱的海狮牌“坐骑”后，办公务效率倍增，干私事轻松便捷。那时，赴县城附近的乡镇和村小公务出差，局里的年轻同志一般骑自行车前往，方便又接地气。我时常骑车，走乡镇、进校门，找领导、访老师，了解实情，收集材料，然后写出了好多颇有质量的文稿，得到了领导和同行的认可，我的海狮牌“坐骑”，功不可没。在我那时的家庭生活中，我的海狮牌“坐掎”，犹如我的私家汽车，我时常驾着它，前带女儿，后坐妻子，一家子同出同进，其乐融融。家里的力气活，买米、充煤气，它件件搞定。家中年迈的父母生病，我便将老人扶上自行车后座，推至医院治疗，它是我孝敬父母的好帮手。1989年冬，我经组织上安排，前往姚庄镇参与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指导工作。那时，善姚公路已通车，在那近两个月的“路教”中，我的海狮牌“坐骑”，与我形影不离，早晚来回于嘉善至姚庄的公路上，白天走村入户，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当时，村与村尚未有乡间公路，均为紧靠沟渠的机耕路。在机耕路上骑自行车，车技要好，否则，人车同倒在所难免。记得有一次，我骑在前往姚庄武长村的机耕路上，碰到一“缺口”，上面铺着很窄的水泥板，是骑车冲过去，还是下车推过去，正当我犹豫不决时，我的自行车瞬间冲倒在沟渠内，我满面啃在烂泥中，狼狈不堪。后来，我领悟到要过“缺口”，必须大胆又沉着，把好车头，说过就过，才能保证在机耕路上骑车稳稳当当。“路教”活动圆满结束，我的车技增色不少。

　　改革开放带来了城乡经济快速发展，财政实力随之大增，县级机关部门纷纷配备公务专用汽车，公务自行车完成使命，均折价归原使用者所有。我的海狮牌“坐踦”，只需交30元，便记在我的名下。1992年秋，我受组织上委派前往大云镇党委工作。当时，嘉善至大云的公路虽已建成，但公共汽车尚未通车。于是，我的海狮牌“坐骑”又大显身手了，跟着主人鞍前马后，来回于善云公路，穿梭于乡间小道。

　　那时，我知晓自己是个“白脚梗”，农村工作不熟，难以在短时间进入角色，我便时常挤时间骑车下村，主动上门，称兄道弟，融洽感情，倾听呼声，做点实事。可每当我单独行动，骑车进村，农民兄弟好几次误认为我是贩小猪的、或是收古董的，有时爱理不理，有的一拥而上，洋相百出。当时，我骑的海狮牌“坐骑”已锈迹斑斑，车前挂着黑色帆布拎包，头戴草帽，身穿夹克衫，又是个外乡人，初看真像一个做小生意的人。记得有一次，我去施家村找村里老钟书记说事，在村口迎面来了一位心急火燎的大嫂，她吃准我是贩苗猪的，二话没说，拉着我就走，问我现在苗猪价格是多少，我来不及辩解，已被她拖进了她家的猪棚。好大的猪舍，一窝小猪，只只毛色光亮，活蹦乱跳，见人“咕哩咕哩”直叫，有灵性又可爱。后来才知，这位大嫂家中有人生病，急需花钱，只得将棚内苗猪出售，换钱救急。我表明身份后，答应鼎力相助。我回镇里后，直奔镇兽医站，恳求陈站长帮帮忙，找人收购这窝苗猪。隔天，陈站长告知，事情办妥，我也放下心来。

　　我在大云骑车下村，问路家常便饭，而曾经一次迷路，却受益匪浅。1995年夏，沪杭高速公路建设全面开工，高速公路横跨大云境内，浙江段收费站建在大云东云村，当时号称亚洲第一大收费站。方圆二三百亩地的施工现场很震撼，我有生以来首次见到如此大的用地规模。那年冬天，路基筑好，已停工等待地面沉降，工地上无人。一天，我独自骑车准备跨越工地，前往路北面的村干部家里走访。那天正巧大雾弥漫，我踦车进入工地，绕过几处在工地上的石料堆，便迷失方向了。身处大雾之中的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只得硬着头皮往前骑行，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但都劳而无功，在工地上团团转了20多分钟，真的是无奈。当时，我想等雾散后再走，又想打手机求助，但都觉得不妥，小小困难理应自己克服。于是，我认定方向勇往直前，遇石料堆，背着自行车，向前爬过去。果然奏效，不到10分钟，走出困境，摸到路基边，找到了通往村干部家的小道。此次经历，让我又一次体验到“做人做事必须咬定目标不放松”这一人生哲理。　1997年初春，我被调入县委宣传部工作。我的海狮牌“坐骑”也跟随我回县城，但已经不那么辛苦了，只是陪主人上下班而已。到了2003年，部里又配了一辆公务用车，我的海狮牌“老坦克”彻底退休。我舍不得将它丢弃，当作“文物”珍藏在自家车库。如今，县城内公共自行车出租点星罗棋布，给我这位不会开车的老者带来了无穷的快乐，只要手持一卡，随时借车，出行又健身，两全其美，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