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观先生走了。他一生平淡、朴实,始终以谦虚、谨慎、认真、负责的为人和处世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下过乡,进过剧团,长期在我县广电文化部门从事播音和行政管理工作。退休后,县里报社、刊物的重要版面和文章,一些部门、单位要出本小册子之类的,都喜欢找他校对把关,一是因为他文字功底好,更重要的是敬重他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让他校对,放心。这是人们对这位默默无闻的老黄牛最好的肯定和褒奖。
我和徐福观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原嘉善中学的同学。他低我一届,是真正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由于恰逢“文革”,他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响应号召来到我所在的大通公社(今县开发区惠民街道大通村)插队落户。在学校,徐福观是个文艺爱好者,自学成才,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下乡来到农村自然受到大队俱乐部的热烈欢迎,没多久他就成了大队俱乐部的骨干。白天他和农民一起下田劳动,晚上参加俱乐部排练或为农民们演出,度过了艰辛而又快乐的几年农村生活。
后来,县里要成立越剧团,需要在各个公社知识青年中挑选几个会乐器和能唱会演的文艺骨干。当时,我正好在公社管知识青年工作,就把他推荐给了县里,徐福观成了嘉善县越剧团的一名伴奏员。越剧团解散后,他又以标准的普通话和洪亮的嗓音被县广播站看中当了播音员,后进入县广电局担任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等职。机关调整后,他调到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体育)局工作,退居二线成为机关普通工作人员直到退休。退休后他虽退未休,担任了局机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同时受聘为报社等一些部门担任重要版面和书籍、文章的校对工作。
几十年来,我们虽然朋友情深,但交往平淡如水。然而,只要一方有困难需要帮忙时,另一方一定会全力以赴。记得1982年,我在大通公社当文化站长时,公社里要办青年越剧团,缺少演出剧本。当时我们看中建德越剧团演出的六场越剧古装戏《雪里小梅香》,却苦于无处弄到全场录音和剧本,正一筹莫展时,徐福观知道了,就千方百计在一个星期里利用休息时间帮我把全场录音翻了出来给我们,还全力支持爱人(原县越剧团演员罗静君)和其他老师到大通辅导排戏,使这些从未上过舞台的农村青年在两个月中排出了六场古装大戏。剧团在大通连演几天场场爆满,以后还到县三级干部大会上演出,一时轰动县城。事后,大家总结时说:“《雪里小梅香》演出成功,福观要记头功。”
我们退休后,我和他因单位工作需要都留下来继续帮忙。由于两家的孩子都在嘉兴工作,我们经常往返于嘉善、嘉兴之间,也常常在公交车上相遇。双方彼此都知道对方孩子的工作和职务,但谁也没有托过孩子办过什么事。只是近年来我发觉他越来越消瘦了,有时问他为什么这样瘦,他都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说:“我本来就很瘦的。”现在才知道,那时他已经查出患有肺部恶性肿瘤,在上海、嘉兴治疗过,而且在嘉兴二院住过几次院,可他却从来没有找过我和我在医院工作的儿子!
直到今年8月初的一天,我从朋友电话里得知,老朋友、老同学徐福观患重病住在嘉兴市第二医院,医生已经给家属出了病危通知书。听到这个消息,我为自己近在咫尺却全然不知福观的病情深感内疚。匆匆赶到医院,看到带着氧气面罩的老同学急促的呼吸声和骨瘦如柴的躯体,我几乎是带着责备的口吻怪他爱人为什么不早告诉,得到的回答是:“福观一直不让告诉,怕给你们带来麻烦。”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和闻讯赶来看他的单位领导,曾经帮助过的嘉兴日报社嘉善分社领导、在场来看他的亲朋好友都无语了。大家只觉得鼻子酸酸的,眼泪不由自主地从眼眶涌了出来。
其实,早在两年前,徐福观已经感到身体不适,人消瘦得厉害。当检查确诊后,又由于手头工作很多,有些校对工作一时没有人接替,继续硬挺着。直到去年6月,他还是瞒着大家,推说眼睛不好使,就辞了校对工作。听他爱人说,凡是徐福观几年来校对过的文章他都有记录,校出错误之处他都一一作了勘误标识,并找出出处。家里已经整理、装订了厚厚几大本……
8月10日上午,嘉善殡仪馆告别大厅里,哀乐低回。徐福观先生安详地仰卧在鲜花丛中。参加追悼会的人恭恭敬敬向这位默默无闻的幕后文字工作者行告别三鞠躬礼。尽管他生前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头上也没有显赫的头衔和光环,却依然受到了人们的尊重:曾经工作过的单位领导、同事来了;曾经帮助过工作的单位领导来了;已经解散了几十年的原嘉善越剧团的同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一起下乡共患难的知青代表来了,尽管他们如今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远在海外,闻讯后也通过互联网发来唁电,以不同的方式寄托哀思……
人们从追悼会得到这样一个共识:即使你是一位平常人,但只要在你一生中对社会、对人民尽力了,党和政府会记得你,人民也会永远尊重你! 老同学、老朋友徐福观先生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