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已九十高龄了,耳聋眼花,记忆也模糊了。但是只要一提起阿娘,母亲的记忆即刻变得清晰,眼睛亮了,话也多了。前些日子陪伴母亲时,母亲和我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阿娘。对于阿娘,母亲的清晰记忆,也帮我把那些早已尘封且被岁月碾成碎片的记忆,慢慢地连接起来,渐渐地清晰……
阿娘是我们家半个多世纪前的邻居。那时,父亲刚从朝鲜战场转业嘉兴,母亲带我们举家南迁。阿娘是我们的对门邻舍。阿娘是宁波人,与儿子一家三口住在一起。那时,阿娘已50多岁了,是墙门里岁数最大的邻舍,无论男女老幼,我们大家都尊称她为阿娘。
那时我们住的墙门里是一幢一进式的两层楼的砖木结构的庭院。据说,在公私合营之前,曾是蒋家米行的一个仓库。墙门里地方不大,却经过七隔八隔的分割,住了8户人家,每户人家只轮到一间,显得有点拥挤,好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情景。我们家住在最东面的一间房间,是从楼下大厅里分隔出来的。阿娘和儿子一家住的是从天井里沿东墙搭建出来的一间。我们两家人家正好是门对门的邻居,中间仅隔开一条一米左右宽的过道。
入住墙门里的时候,正是我们家刚从北方搬迁过来,处于南北生活方式转换的重要时期。年幼的我们,生活习惯转换起来比较容易。可是里里外外“一把手”的母亲,就显得十分艰难了。首当其冲的是语言不通,既听不懂,又讲不来,急需重新学;天天都必须面对的买汏烧,也急需在适应中尽快转变。
在豫西北既封建又闭塞的半山区农村长大的母亲,语言早已定型,既缠过小脚,又不识一个字,面对一些见都没有见过的南方生活的买汏烧,真可谓是一筹莫展。那时候,北方的食材在家附近买不到;父亲单位的食堂里,也少有面食供应。
母亲走到街上,虽然一目了然,但是就是买不来。语言不通,讲话相互都听不懂,只能像哑巴一样做手语,甚至手语也做不来,只能看着东西用手指点点戳戳……东西买回来以后,一天三餐的饭与菜怎么烧?习惯了蒸馒头、擀面条、做面疙瘩的母亲,看见一粒粒大米就忧心忡忡,烧出来的米饭,不是生了就是焦了,只好天天烧粥吃。买回来的菜,炒不来,只好放点水烧汤吃,或菜和米一锅煮,好像菜粥兮兮……在老家,母亲可是村里出名的巧媳妇,里里外外,样样能干,还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可是到了南方,巧媳妇恍如“虎落平阳”,突然间什么也做不来了,一筹莫展的母亲常常急得掉眼泪,虽然母亲早有心理准备。
正在母亲为难之际,对门新搬来的邻舍阿娘却不请自到,主动伸出了温暖的双手。热心的阿娘,一听口音就知道我们家是从北方迁来的,一看我母亲心急如焚的样子,就知道是南方的饭菜烧不来。阿娘是一个极其心细又极其热心的大善人,她二话没说,就自告奋勇来给我母亲当起了南方生活的第一任老师。母亲常说“我们家真是好福气啊!遇见了阿娘这样活菩萨”。母亲仿佛他乡遇故人,开心不已。阿娘给我母亲当买汏烧老师,那个热心负责的劲头和周到细致的耐心,真是无可挑剔,也由此让母亲终生难忘,直到如今依然刻骨铭心,念念不忘……
阿娘给我母亲当老师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母亲,不识字,又讲不来普通话,要改变已经成型的语言习惯几乎不可能。热心又能干的阿娘,很会“看菜下饭”,因人施教。阿娘说,还是先易后难吧,先要学会听,听得懂是最要紧的。那时,阿娘和我母亲同为家庭妇女,有利条件就是有时间。细心的阿娘,每天拉着我母亲,到街上去买菜,让我母亲多多接触本地人,在与本地人频繁的直接交流中逐步学会听懂嘉兴话。能干的阿娘特别注重在买菜过程中的“现身说法”,让我母亲看着实物听本地人说话,好像幼儿园里小朋友看图说话一样……
回到家里,阿娘又拉着我母亲一起做家务,在做家务的实践中,做一件学一件,让我母亲学听嘉兴话和她自己的宁波腔,对照实物学,看着东西听……如,母亲熟悉的红薯,本地人叫山薯。母亲看着红薯,反复听几次,也就听懂了。就这样,聪明好学的母亲,在阿娘的精心带教下,慢慢地基本上听懂了大部分嘉兴话,也听懂了阿娘的宁波腔,虽然讲不来,但也有了几句南腔北调的“洋泾浜”。
学语言如此,学做家务活也是如此。每天早上,阿娘带着我母亲一起买菜,回来再一起理菜,一起到河滩头去淘米汏菜,一起杀鱼剪螺丝屁股,一起生煤炉、烧行灶,一起炒菜烧饭。就这样,我母亲在实实在在的家务劳动中,跟着阿娘学,“照着葫芦画瓢”。
那时,两人走在路上,手拉手,亲如母女,宛如婆媳,时有面熟陌生的夸奖阿娘“待媳妇真好”!街坊邻里们也都赞叹不已。
聪慧的母亲没有让阿娘这位好老师好邻居失望。母亲不仅很快听懂了嘉兴话,能够一个人单枪匹马上街与人讨价还价买菜了,而且买米买菜买煤球、淘米汏菜点煤炉、烧饭炒菜烧行灶,都样样会做了,还跟着阿娘学会了腌咸菜,做梅干菜,做臭豆腐干,做臭冬瓜,裹粽子,包汤团,氽走油肉,氽爆鱼,做狮子头等,甚至还能够烧出一桌地道的南方菜……
聪明的母亲甚至创造性地自己动手做行灶。母亲看见街上卖的行灶就是烂污泥做的,于是就自己动手用黄泥加稻草拌匀,用直径与铁锅相近的缸做模具;把缸倒过来,将稻草泥一层一层涂上去,留下灶眼,阴干后卸掉缸,再进行加工修饰成为漂亮的行灶。母亲做的行灶,火旺烟少,阿娘用了后开心极了,逢人就赞我母亲心灵手巧。
那个时候,父亲经常出差,有时一出差就是一两个月,并县以后又在嘉善工作,家里就靠母亲一个人带着年幼的我们,生活很不容易。热心的阿娘,下雨了,一声不响帮我们收衣裳;我们不小心跌跤了,阿娘连忙把我们扶起来,帮我们擦眼泪,还要哄到我们不哭为止。记得我兄长和大弟弟生病住在嘉兴二院,阿娘比我母亲还着急,一边安慰我母亲,一边包揽了日夜照顾我们的重任,让我母亲放心地到医院去陪护。阿娘就像我们的亲奶奶一样,白天烧饭给我们吃,晚上陪我们睡觉。阿娘,一个人忙碌两个家,不仅从来没有一句闲话,而且还总是乐呵呵的……
母亲常说,与阿娘在同一个墙门里生活,做了对门邻居,这是我们前世修来的福。
阿娘的儿子后来因为工作调动,要到新塍去了,阿娘也要跟儿子媳妇一起去。母亲得悉阿娘要搬走,心里难过极了。为了报答阿娘的恩情,母亲日夜赶工,一针一线纳鞋底,亲手为阿娘做了一双蚌壳棉鞋,以表惜别之情。阿娘走了,母亲哭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总好像丢了魂似的。母亲终于憋不住对阿娘的思念,打听到了阿娘的地址,像探亲一样,专程乘船到新塍去看望阿娘。 前不久,母亲还深情地跟我说,阿娘早已经不在了,要是还在人世的话,也有一百多岁了,真的很想念她啊!我看见母亲的眼帘饱含着泪水,干瘪的脸上充满着感恩之情……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如此邻里,亲如母女,堪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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