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这个时节，自然而然想起了过世多年的父亲。

　　俗话说得好：大树底下好乘凉。父亲就是我家的大树。父亲有坚实的肩膀，能托起儿女们全部的生活希望。可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很少顾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是生产队的带头人。父亲一直忙碌在外，家里的事全落在瘦小的母亲身上。

　　父亲是街坊邻居眼中不折不扣的能人。他种田爱动脑筋、肯花力气。私人种田时，最早走出村口下田干活的人是我父亲。我家的水稻长势总比邻居家茂盛。成了生产队当家人后，父亲就把生产队当成了自己的家。

　　父亲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抓一把土来捏一捏、闻一闻就知道该施什么肥；无论早稻、晚稻，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施肥都烂熟于心。父亲什么活都干在前头，什么活都作出表率。无论耖田、坌田，撒秧、插秧，斫稻、挑担，件件一丝不苟。对干活潦草搪塞的毫不留情，还不厌其烦地指点迷津。父亲就像一名绣花匠，带领社员精细地绣出了一幅丰收图景！

　　我们浜(自然村)分港南港北，共4个生产队，港北就我们生产队——12队，港南住户多一些，分3个生产队。那时就有几户人家要求划归12队。其中有一户人家，老子留在11队，大儿子大媳妇“反水”投奔了12队。他们看重什么不得而知。三年饥馑岁月里，他们的选择让许多人眼红。当年有许许多多地方粮食歉收，饥嚎四起，饿殍连连，而我们生产队的双季稻粮食总产超“刚要”。家家户户分足口粮，超产粮更是分得满缸满甏。

　　我说父亲不顾家是有原委的。当时，我家劳动力多，分的超产粮也多，本想天天可以吃白米饭了，可我家依旧喝粥。农忙时两干一稀，农闲时两稀一干。家有这么多大米还喝粥，真让人想不通！那年我刚读初中，记得黑市上每斤大米3元钱。大家都说海根伯伯家该发啦！我听了，心里懊糟，我家非但没发，就连白米饭都吃不起。粮食都到哪里去啦？母亲说：粮食都借给人家了！

　　那时家乡流行一句话：只要叫得出海根伯伯的，就能借到三五升大米。也许话说得有点过头，但家里的大米借得所剩无几，这倒是真的。其实父亲心里明白，借出去的米有去无回，可还在往外借。我母亲说，这点米能帮得了啥？父亲说，帮一个是一个。或许我们多吃几餐粥，就能帮人挺过难关。我家借出的大米不计其数，母亲从无怨言。街坊邻里纷纷效仿，省下粮食接济亲戚朋友。我们12队从此有了好名声。

　　我觉得父亲的做法有点傻。有一天，我问父亲，借出多少大米了？父亲坦然说：没记账，也不知多少，只要我们吃得上粥就行了。我想这又何苦呢？父亲知道我想什么，就给我讲起了他的童年。

　　父亲是个遗腹子。他的娘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一个裹足女人带着一个孩子生活，想多难就有多难。父亲8岁那年，家乡遭受旱灾，母子俩挖野菜、捋树叶度日。这时，后村杨家浜有人愿用五斗米来“换”那时还年轻的娘。看着面黄肌瘦、濒临饿死的儿子，娘咬咬牙答应了。可男方不允许“拖油瓶”。“拖油瓶”即寡妇带着儿女改嫁，原本叫“拖有病”。小孩随母亲改嫁，不被继父当人看待。进门得写下契约，无论小孩有无疾病，都得写上小孩原本身体有病，有啥三长两短与继父无关。这样，小孩一旦受虐致死，继父也就脱得了干系。

　　“五斗米就将我母亲买走了！”更伤心的是父亲连“拖有病”的资格都没摊上，让母子活活分离。父亲说，当得知母亲改嫁的时候，觉得天都塌了。一个8岁的孩子要独自生活，

　　恐惧、伤心、担忧就像冰雹一般袭来，哭得命都快没了。娘走了，命还得活，就去财主家做了放牛娃。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冬天睡在牛棚里，脚冷得钻心痛，就伸进牛屎堆里……当年谁给过他一个熟番薯，谁给他吃过一碗粥，父亲都如数家珍。

　　父亲的童年受尽苦难，就为这区区五斗米。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再饿死，想想自己多吃几餐粥又算得了什么呢？原来父亲心里有本账，他撑起的不仅是自己的家，更撑起了生产队这个家。　我的父亲——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缅怀父亲，怀念他童年的苦难，怀念他朴实的品格，怀念他不朽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