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吸虫病在嘉善的历史上，是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那时，血吸虫病就是死亡的代名词；而消灭血吸虫病，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历史丰碑。
　　嘉善是江南地区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据明、清县志记载：大疫死者相枕藉，虚村绝户，败垒荒坟，田之废弃者无论矣。有关血防材料显示，嘉善县面积506平方公里，历史累计查出有钉螺面积66.53平方公里。血吸虫病对嘉善生产力的摧残是毁灭性的。仅仅新中国成立前的十几年间，全县有17043人死于血吸虫病，有1972户人家满门死绝……
　　阅读这些史料，令人唏嘘不已，而防治和消灭血吸虫病的过程，则是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使我难忘的是，嘉善血防中的许多事情是母亲和她的同事们告诉我的。
　　母亲原先在杭州的省卫生实验院工作。有一天，她叫着我的小名说：“毛毛，我要去嘉善搞血防了。”那年，我5岁，脑海里有了血吸虫病的概念。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浙江省卫生厅决定组织医疗队奔赴嘉兴地区开展血吸虫病防治，母亲积极报名参加，被分配到嘉善，以后就在嘉善扎了根。
　　当时，省卫生实验院的钉螺科研基地设在杭州下城区孩儿巷附近，离我家不远，嘉善（包括嘉兴）捉到的钉螺都要送到这里来繁育和试验。实验院有个小胡叔叔经常来往于嘉善与杭州之间。他每次到嘉善前，总会来我家，问有没有东西要捎带。我曾几次跟小胡叔叔去科研基地看钉螺：那是个长方形的大水泥槽，上面盖竹席，拉开竹席，里面是方格子，密密麻麻全是钉螺，和我平时见到的螺蛳差不多，就是尖一点、细一些。小胡叔叔用镊子一个一个地夹起来，根据形状、大小放入不同标签的玻璃瓶内。我想不出，这小小的钉螺会有这么可怕？
　　几年后，母亲已经调到学校工作。那一年放暑假，我随外婆到嘉善小住。没过几天，我真的见识到了血吸虫病的可怕。
　　学校放暑假，本该是最清静的时候，可偏偏忙碌起来，一些教室挂起草帘子，课桌椅合并成台子（后来才知道这是手术台），走廊上搭起了帐篷，操场上树起了竹竿。母亲告诉我，嘉善晚血病人多，光靠血防站、卫生院动手术，根本忙不过来。县里决定集中力量，利用暑假时间，在教室里给晚血病人做脾脏切除手术。
　　那真是一场让现在的人无法置信的人民战争。我看见一个个肚子肿胀、脸庞极瘦的病人或者抬进临时手术室，或者慢慢地走进去；手术后又一个个地被抬出来，安置在帐篷里。医疗人员不分昼夜连轴转，各行各业临时抽调来的人也尽心尽责，做护理、洗床垫、晒纱布，很多老师也参加了；胆子小的扶病人、端尿盆，胆子大的做辅助工。学校里的老虎灶也在日夜地烧开水。
　　一天上午，我趴在窗台上偷偷地看，见一个女老师戴了口罩、手套，端了一个大脸盆出来，跑过去一看，盆里血糊糊的大半盆。我傻乎乎地问，这个是什么东西呀？那老师再也忍不住了，“哇”地呕吐，连口罩都没有摘下，朝我摇摇头，不顾一切地跑了。事后我才知道，那是从晚血病人腹内摘除的巨型脾脏，要拿走深埋。原来，血吸虫病的虫卵寄生于人体肝脏吸血，形成巨型脾脏，最终人因脾脏破碎而死亡。只有摘除巨型脾脏，才能挽回人的生命。
　　整个暑假，医疗队一直在忙碌，快开学了，学校才渐渐地恢复常态。母亲告诉我，也不仅仅是这里在忙碌，好些乡村学校甚至生产队仓库都成了临时手术室。
　　1973年秋季，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一天，班里组织读报，一个同伴忽然叫起来，说你们都来看这张照片。这是张《人民日报》，刊登中国举办广交会的消息。一张题为《她就是我》的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照片上有两个人，“她”，瘦得皮包骨头，肚皮涨得像面小鼓；“我”，是个年轻的姑娘，两条短辫衬着圆圆胖胖的脸盘，满面笑容，目光有神。从表象看，“她”和“我”毫不相关，其实却是同一个人。这是一张轰动广交会的照片。我记住了她的名字：娄玉妹，主要因为她是嘉善人。但我当时绝对想不到，娄玉妹以后会多次成为我的采访对象。
　　1979年4月，我调回嘉善进入县广播站，在采访中认识了许多一生奋战在血防线上的人，包括拍摄《她就是我》照片的作者，听他们讲了许多故事。而让我大规模、有计划地采访血防，是在1989年夏季；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县委、县政府决定拍摄一部20分钟的电视血防片，题目是《春风红雨遍嘉善》，取毛泽东“春风杨柳万千条”之诗意，领导确定我来撰写脚本。
　　接受任务以后，我采访了方方面面的当事人，还专门跑了省、市、县血防部门去查阅有关资料，其中采访原嘉善卫生局老领导王维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维臣抗战时参加革命，和我母亲是同一批到嘉善来搞血防的。他性如烈火，办事果断，来嘉善前就担任省血防站副站长，到嘉善后担任县血防站站长。其职务落差今天也许很难理解，可他根本没当回事。
　　我早就认识他，采访也比较方便。他详细地介绍了嘉善血吸虫病流行情况。新中国成立前，嘉善“瘟神”流行，到处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死人浜”“荒田漾”“肚包村”“孤孀港”随处可见，从1933年到1949年，全县就有17043人死于血吸虫病，有1972户全家死绝，还有许多“面黄像香瓜、颈细像黄瓜、臂瘦像丝瓜、肚大像冬瓜、双脚像地瓜”的“五瓜型”晚血病人。后来开展普查，结果让人难以想象，单是天凝东方红一个农业社，1200多人中就普查出血吸虫病人967名，全县数量更是惊人。
　　他很激动地告诉我，当时嘉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按照常规30年也做不完手术，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断言，我们50年做不完手术，100年也消灭不了血吸虫病，因为从根源上消灭血吸虫病比救治病人更难。可我们就不信这个歪理。怎么办？我们打人民战争，群专结合，土洋结合，在城镇建自来水厂，在农村家家户户挖深井，河里不许倒、洗马桶，一律由环卫工人清洗，这样，就从源头上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解放军也派出了大批医疗队，支援地方消灭血吸虫病。
　　他翻开小本子，向我提供了一连串数据：从1950年开始，嘉善经过了6年疫情调查，16年全面防治，8年反复巩固和3年清查，共投入经费639万元（在当时是巨款），投放劳动力1022万工，反复灭螺9497万平方米，累计修筑灭螺带25000公里，治疗患者705029人次。他告诉我，1956年，嘉善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院。1960年，天凝、西塘、干窑、陶庄、惠民等地卫生院都成立了晚血病人治疗病区。1961年，嘉善成立血吸虫病防治所。1960年，嘉善第一人民医院首例晚血切脾手术成功，以后全县各地医院、解放军医疗队和卫生院都开展晚血切脾手术，加快了全县防治血吸虫病的进程。就这样，我们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控制了血吸虫病的流行，到1985年就全面消灭了血吸虫病。靠什么？靠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采访中，我提起了娄玉妹。王维臣说：“这事我知道，我还是当事人之一。1964年5月间，我接到电话，说县血防站收治了一个特别危重的病人。我马上赶到西塘，看那姑娘就瘦成一把骨头了，昏迷呕吐，治疗有非常大的风险，但我们一定要全力救治。我们抽调专人护理，还和上级医疗部门联系取得支持，采用中西药结合，经过抢救和动手术，再加上精心护理，终于将娄玉妹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她早就结婚了，住在嘉兴七星镇三家村。”
　　几天后，我去嘉兴七星采访了娄玉妹。她和我聊了当时的情况。那年她15岁，突然连日发高烧，还腹泻不止，人越来越瘦，看了4个医院都摇头，家里已经给她准备后事了。她哥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背着她送到设在西塘的血防站。娄玉妹说：“经过医生160多天救治，我是枯木逢春，住院21天后称体重还只有36斤，住院半年达到64斤。现在我有了幸福家庭，全靠共产党和毛主席呀。”我也深深地为她祝福。时隔10年，1999年3月下旬，我又去七星镇采访娄玉妹，她已经是儿孙满堂了。我采写了人物通讯《今日娄玉妹》，发表在3月30日的《嘉兴日报·嘉善版》上。2013年6月15日，县档案局组织老一辈血防工作者相聚，回忆当年送“瘟神”的情景，并嘱我为《那一年我们一起送瘟神》电视片撰稿。我很感激县档案局领导的信任，也很激动，因为我见到了一些原本熟悉、退休后又长久没有遇到的老一辈血防工作者。
　　我见到了原血防站党支部书记徐志烈，他是《她就是我》这张照片的原创者之一，也是我到嘉善工作认识的第一个血防工作者，多次带着我采访血防线上的人和事。他从嘉兴血吸虫病防治培训班毕业后，搞了一辈子血防，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血防事业。我很敬重他。参加会议时，他很激动，说：“那时，千军万马送瘟神，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打了几个大歼灭战，才消灭了瘟神，这成果来之不易呀！”
　　我见到了76岁的陆荣华医师，我以前多次采访过他。他是1961年从杭州卫校毕业后，就到嘉善天凝搞血防的，搞了38年，一直到退休。他说：“那时，家家户户有病人，条条河浜有钉螺。我们每天查螺灭螺。嘉善消灭血吸虫病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基本消灭阶段，二是消灭阶段，三是巩固阶段。那时工作艰苦、生活艰苦，医疗条件更艰苦，我们有许多血防工作者也都被感染得了血吸虫病，像陆基生这些同志还为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献出了生命。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今天，我们能消灭血吸虫病，是党的领导伟大，是人民群众的伟大。”
　　1970年，人民解放军6409部队医疗队来到大通乡设医疗点，为大通、惠民、大云3个乡的血吸虫病患者开展切脾手术。74岁的孙蕴澄医生是原医疗队成员，也应邀参加会议。他回忆说，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手术室，只有用畜牧场做手术，用白布一围，空气消消毒，就开刀了，从早上到晚上开脾脏，一天要开7个，中饭就在现场吃两口，放下碗就开刀。有一次，他手术做到凌晨，连续紧张工作近20个小时，人虚脱差点晕倒在手术台旁。当年，解放军医疗队日夜奋斗，为3个乡800多位血吸虫病患者做了切除肿大脾脏的手术。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解放军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夜以继日地为一个个血吸虫病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大通村民郭全福是血吸虫病人，解放军为他作了脾切除手术，后来他为解放军医疗队做后勤工作。他说：“解放军医疗队技术好，作风优良，处处为我们病人着想。他们革命加拼命，做了这么多手术，没有人感染，都活了。解放军医疗队是在半夜里偷偷走的，就是因为怕我们老百姓欢送。解放军走时，老百姓得到消息，有的追着汽车跑，许多病人都哭了。”
　　在县档案局会议室里，我又一次见到了娄玉妹。她红光满面，健健康康，说话依旧是快人快语。她说：“我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几十个娄玉妹也死掉了。”怀着感恩的心情，上世纪70年代，娄玉妹成了血防积极分子。上世纪80年代，娄玉妹有了幸福家庭，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上世纪90年代中，娄玉妹第二个儿子光荣入伍……
　　娄玉妹的幸福家庭是嘉善血防的一个缩影。1985年，嘉善县全面消灭了血吸虫病。全县人均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的34.63岁提高到1989年的72.46岁。1987年，嘉善成为全国体育先进县。1987年，嘉善被评为全国征兵工作先进县，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嘉善很难完成征兵任务，由于血吸虫病的肆虐，使得许多青壮年过不了体检关……
　　2017年6月3日，嘉善县政协组织原解放军6409部队医疗小分队的部分军医在47年后重返大通。当年年轻的军医，如今都是头发斑白的老人。他们来到当年医疗队日夜战斗过的大通卫生院旧址，与当年被救治过的病人、病人家属相见、座谈。47年后的重逢，许多人紧紧拥抱，热泪盈眶，都说：嘉善县彻底消灭血吸虫病，这是亘古未有的奇迹，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这是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的永远的丰碑。
　　丰碑，无论经历怎样历史的沧桑，都永远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