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0多年前（2006年3月22日），笔者在杭州采访了《浙江日报》高级记者徐永辉。他老人家说，新中国成立后，他跟拍的18个新闻专题拍摄对象中，跟踪了50年以上的有4个，其中嘉善就有3个；跟踪了40年以上的有4个，其中嘉善就有1个；跟踪30年以上的有10个，嘉善也有好几个……他还跟我说：“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踏上嘉善大地，再与那里的新老朋友见个面，聊聊家常、说说掏心窝子的话，是这几年的最大愿望。”
　　时隔9年之后，也就是2015年9月16日至17日，由嘉善县委宣传部、县档案局、县档案馆和县档案收藏协会联合举办的“徐永辉与跟拍对象见面会”活动，不仅让徐永辉实现了在有生之年再访嘉善的夙愿，也为笔者创造了再次采访这位被誉为“新中国跟踪摄影第一人”的资深的新闻摄影艺术家的机会。
　　“徐永辉又要来了！”他从挎着照相机，第一次踏上嘉善的大地，至今已有66个春秋，老人家从20岁出头，到80多岁，整整66年了。他曾不知多少次往返于嘉善与杭州之间，农村报道、血防报道、兴修水利的报道，几乎让他跑遍了嘉善的城镇和乡村，他曾用手中的相机，为这个江浙沪交界的地区留下了历史印记，记录了那个时代生动而又丰富的脸部表情。徐永辉说：“从最近一次（2003年12月）到嘉善来跟踪采访，至今间隔了将近12年时间。然而，嘉善这个地方时在念中，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但重访旧地的想法却愈加强烈。”
　　这位年近九旬的摄影艺术家在“徐永辉与跟拍对象见面会”活动主办方的支持下，再次现场采访了曾经是嘉善县血防工作的典型人物、电影《枯木逢春》生活原型之一的娄玉妹。作为亲历者，笔者见证了“新中国跟踪摄影第一人——徐永辉与跟拍对象见面会”的全过程，并有幸陪同徐老一起到娄玉妹家中对她进行了采访。
　　镜头聚焦血防，照片见证嘉善。从“苦妹子”到“甜大妈”，徐永辉对于娄玉妹和她的家庭的跟踪报道持续了40多年，现将徐永辉先生这次有关“血防”题材的、跨世纪的采访经过记录下来，与广大读者朋友们分享。
　　二“老徐伯伯，得知你要来，我和老伴（卢孝良，农民，那一年他70岁）兴奋得大半夜没睡着！”2015年9月16日上午10时许，家住七星镇三家浜公寓的娄玉妹，见到久违的徐永辉后高兴地说，“从上次到我家来做客，至今有10多年了吧。”徐永辉有些感慨：“是呀，好多年了。我与老伴（沈秀铭，那一年她85岁，系上海无线电九厂退休医务人员）一直想来，今天到嘉善去，特地兜过来看望你们。”
　　“先到七星娄玉妹家去拜访。”这是徐永辉嘉善之行的一个插曲，也是活动主办方应徐老先生的要求，安排的一次有特殊意义的采访。说它特殊，有两层意思：其一，七星这个地方是徐永辉新闻生涯的开端，更是徐老跟踪拍摄实践的起点。1950年2月，徐永辉成为《浙江日报》记者后的第一次独立采访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他又沿着沪杭铁路线七星站向东，走了几公里进入嘉善境内。
　　其二，在这个镇的附近，曾住过两户让徐永辉时常牵挂的普通农民家庭，也是他老人家长期跟踪拍摄的对象：一户是照片《一户人家十年间》的叶根土家庭，后迁居于现黄岩区的凉棚岭村；另一户是照片《“苦妹子”枯木逢春今更甜》的娄玉妹家庭，她是从嘉善县罗星公社油车村（现罗星街道魏南村）嫁到七星三家浜村卢家的。徐老先生提议在到嘉善之前，先“到七星镇去转一转”，看望已跟踪了40多年的拍摄对象娄玉妹，有着特殊的意义。徐永辉说：“娄玉妹的故事，是嘉善血防工作的一个缩影，她的个人遭遇见证了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娄玉妹出生在嘉善农村，她是我国血防战线的典型人物。当年在广交会上一幅《她就是我》的巨幅彩色照片，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为之愕然，让全球的新闻媒体为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震惊，于是这幅照片的主人公、快人快语的农家妇女娄玉妹，一时间便成了闻名全国的新闻人物。
　　三徐永辉再次来采访那天，娄玉妹早早便在楼下等候。她穿着一袭玫红色的裙子，乌黑的长发盘着，体态丰腴，笑脸盈盈，根本看不出是一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而今的她略带富态、神采奕奕，根本无法与她15岁时那张照片上的吓人模样联系起来。
　　一会儿，来自杭州的车子来了。娄玉妹便热情地迎上前去，“玉妹，你越来越漂亮了啊！”徐永辉刚下车，就跟容光焕发的她开起玩笑来。当大家在娄玉妹家一楼的客厅坐定后，徐永辉便与她热络地聊起了家常话，他们从娄玉妹家新居的面积，谈到了她现在从事的小区保洁工作，从这几年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谈到农村社区热火朝天的文体活动。
　　自然也谈到了在新形势下江南水乡的血防工作。娄玉妹还应陪同徐老来采访的年轻记者之邀引颈高歌，唱起了血防经典歌曲《七律二首·送瘟神》。这首歌她已唱了几十年，是以往开展“忆苦思甜”活动的保留节目。娄玉妹有板有眼的即兴表演，赢得了满堂喝彩。
　　大家知道，地处江浙沪交界的嘉善，曾是全国10个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县之一，“大肚子病”则是当地对这一主要地方病的俗称，在当年的嘉善，它几乎已成了“死亡”的代名词。徐永辉在接受媒体专题采访时，曾多次提到了电影《枯木逢春》主人公“苦妹子”的生活原型——娄玉妹。“从十五六岁，到六十多岁，娄玉妹的人生遭遇以及她的家庭生活，就是我们开展血防斗争的成果展示！”徐老说，作为省一级的党报，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全省各地与血吸虫病进行的斗争（当时称为“血防报道”）是《浙江日报》新闻报道的一个重点，而娄玉妹这个生动典型，则是嘉善这个血防工作“红旗县”的一个缩影。“‘嘉善’和‘娄玉妹’这个人自然而然地成为我长期跟踪拍摄采访的对象了。”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只有15岁的娄玉妹因患上晚期血吸虫病（简称：晚血病人），人骨瘦如柴。体重只有18公斤。当年，是他哥哥娄华清将已经奄奄一息的她，背进嘉善血防医院（在西塘镇西街上）的。娄玉妹是幸运的。在褚定权院长的亲自主持下，制订了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方案，经过160多天时间的精心治疗，娄玉妹不但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身体恢复得相当不错。
　　娄玉妹从此挣脱了晚血病魔的折磨，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20岁那年，她从油车大队九队嫁到七星乡三家浜的卢家，后生儿育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作为浙报跑农村新闻的摄影记者，徐永辉每隔几年就会到娄玉妹那儿去采访，以新闻图片的形式为血防工作作宣传报道。
　　四徐永辉初次见到娄玉妹是在1972年。记得，那年7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23周年，嘉善县文化馆准备拍摄一组以“血防”为题材的新闻照片。那天，馆里请来了一些相关人士。比如，晚血康复病人娄玉妹，还有一些负责摄影的专业人员。作为浙报跑农村的摄影记者徐永辉，正好也在嘉善的现场。
　　当时，嘉善文化馆组织的拍摄工作顺利完成，题为《她就是我》的照片，更是产生轰动的新闻效应。而徐永辉当年在拍摄现场认识的那位晚血的康复病人，从此，就成了他跟踪报道的对象之一。
　　“老徐伯伯人真好，他工作那么忙，还时常想着我们，经常来看望我和我的孩子们。”娄玉妹说，“记得，那年我儿子卢金钢（当时19岁）参军的时候他特地赶来了，我们家搬新房子的时候他又来了。老人家对我就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
　　而徐永辉呢，几十年间，抱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以一名党报记者的历史责任感，坚持对这个在血防战线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进行跟踪拍摄。他试图运用“今昔对比”的镜头语言，通过对这位普通农家女性的连续报道，以小见大，以微见著，反映出农村面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那个时候起，我和我的家庭就成了徐伯伯跟踪拍摄的对象之一，他老人家一跟就跟了40多年。”在娄玉妹家里，他们夫妇俩将相片夹里收藏了几十年的老照片取出来，从中让我们看到了一户农民家庭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从住草棚到两间平房、再到造别墅式楼房；近几年“拆迁”，祖祖辈辈的“泥腿子”又搬进了鸟语花香的居民小区，从此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而所有这一切，都真切地记录在徐永辉的镜头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