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7岁的徐志烈是一位老防疫工作者，退休至今，几乎年年都有记者或摄影爱好者登门造访，为的是徐老手上那数不过来的血防照片和照片背后的故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血防工作70年，受县政协文史委的委托，今年3月，我踏进了徐老的家门，与他一起翻看那一沓沓泛黄的照片，听他讲述照片背后可歌可泣的血防故事……
因工作与相机结缘
笔者：徐老，做防疫工作的人很多，为什么只有你拍下这么多血防照片？
徐志烈：1955年冬，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2月，我被抽调到嘉兴专署血防办公室秘书组工作。巧的是，当年来我们师范学校招聘血防干部的吴徐来医生正要搞一本血吸虫病防治手册，他配有一台120相机，我就从摆弄这台相机开始，学会了摄影。
1961年，我来到嘉善防疫站担任宣传科科长，从此，手持一支笔、一台相机，开始了我独当一面的宣传工作，大量的血防工作照片从那时开始积累。44年工龄，我拍摄了40年（前4年就读师范和教书）。
笔者：当时嘉善疫情如何？最初的血防照片是哪方面的？
徐志烈：我在嘉兴血防专署时就知道嘉善是血吸虫病重度流行县。1954年，我们做过一项调查，当时嘉兴地区血吸虫病平均患病率是29.6%，而嘉善部分地区的患病率竟高达80%。嘉善的杨庙乡潘家湾村，上世纪30年代曾有50多户人家，因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十几年时间有死无生，到50年代初，仅存2人，这两人还是因早年外出才幸免；还有嘉善天凝的翁家坟村，原来有27户人家，126人，十几年死了81人，留下的大都是老人和妇女，后来外地陆续有8个人去做上门女婿，结果3年就病死了7人。
初到嘉善工作时，我还时常会见到挺着大肚子、骨瘦如柴的急性和晚期血吸虫病人，凭着职业敏感，我那时拍摄了大量晚血病人今昔对比照片，还有病人（患病后变成侏儒）与健康同龄人的比对照片。
何止一个《她就是我》
笔者：《她就是我》可以说是你拍摄的照片中最有影响的传世照片，能谈谈这张照片的创作过程吗？
徐志烈：照片上的女病人叫娄玉妹，她是我跟踪拍摄时间最长的一个病人，退休后还在跟拍。
1964年春末的一天，我在西塘血防医院见到褚定权院长，他告诉我，医院收治了一位非常典型的晚期血吸虫病人，并拿出一张入院34天时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骨瘦如柴、腹大如鼓、站立困难的女病人，她就是后来几乎家喻户晓的娄玉妹。这张照片的保存，为日后《她就是我》的创作积累了重要素材，我对她的跟踪拍摄也从那时开始，我还因拍摄成了玉妹全家的朋友。
娄玉妹是嘉善县罗星公社油车大队人，15岁那年，她突发高烧一病不起，很快就形似枯骨。为了救她，哥哥把只有18公斤的玉妹背到西塘血防医院，经诊断为急性血吸虫病晚期恶病质。奄奄一息的娄玉妹送进医院后，看见的人悄悄说：“门诊室里来了个重病号，样子比棺材里倒出来的还难看。”
经过西塘血防医院6个月的精心治疗，娄玉妹基本恢复了健康，在出院前5天，我赶到血防医院，为她拍摄了出院前的一张照片；第二年初夏，我去她家，为她拍摄了在自留地上劳动的照片，此时的玉妹，个子长高了不少，是个健壮、充满活力的姑娘。
1970年，20岁的娄玉妹嫁给了嘉兴七星的青年卢孝良。婚后，喜事一桩桩传来：玉妹怀孕了；玉妹家推倒草棚盖平房了；玉妹家又推倒平房盖楼房了；玉妹的二儿子参军当兵了……我不懈地用相机记录着这一切。
当然，在长达几十年的跟踪拍摄中，最具影响的还是那幅《她就是我》，照片是由我和另两位摄影爱好者共同构思创作的，作者署名为“徐明华”，是由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来。《她就是我》照片中的玉妹手臂壮实，脸上写满了笑意，指着照片中瘦骨伶仃、肚大如鼓的“她”，向人们述说着“她就是我”的故事。这幅照片在1973年10月举办的“浙江省第一届摄影作品展览”中展出，同年被编入第十三届“广交会”宣传画册《千军万马送瘟神》中；1987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发起“健康为人人，人人要健康”摄影大奖赛，《她就是我》夺得全国一等奖。这张照片不仅在国际上为中国消灭血吸虫病赢得了极高声誉，还在后来的血防宣传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实，除了娄玉妹，我还跟踪拍摄了何振林、张松春等晚血病人枯木逢春的对比照，每一个对比，都记录了一个晚血病人脱胎换骨的故事。他们曾与娄玉妹一样骨瘦如柴、腹大如鼓；康复后各自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何振林结婚生女盖了新楼房了；张松春成了养鸡专业户……这些照片在国家和省市县的血防宣传和各种成就展中反复刊印、不断亮相，它们不仅记录了上世纪50~70年代在近半个中国的水乡幅土上受血吸虫病危害的上千万人（主要是农民）的痛苦经历，也证明了中国亿万农民和医卫科技人员艰苦奋斗几十年，终于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旷世功勋。
记录了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
笔者：查病灭螺场面真大！粪检为什么要在船上？怎么要用碗？
徐志烈：1970~1971年，嘉善掀起千军万马齐上阵的血防大会战，全县800多条大小河浜拦坝降水灭螺，那时候我三天两头背着相机奔波于各乡镇的灭螺现场，拍摄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灭螺场面。
碗是当时粪检的必要工具，用于粪便沉淀；船上粪检是针对特殊人群……粪检是筛检血吸虫病人的主要手段，从上世纪70年代起，嘉善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查病。从县委书记到普通市民人人都要送检大便，当时中小学生上学拎一包大便是平常事，农村重点人群最多时一年要送检25到49次，但流动人口还是大量漏检，比如从事水上运输的船工（各乡镇都有）就普遍漏检。针对这个情况，化验人员就想出了派粪检小组随船查病的办法，使外出十天半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船工都及时完成了粪检。船上粪检的照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拍摄的。
当时全县的粪检规模达到怎样一种惊人状态呢？我们防疫站放烧瓶的屋子，最多时放了几万只烧瓶，上海热水瓶厂特意停产，为重疫区生产烧瓶；防疫人员和基层化验员天天到各个大便存放点去收大便。可惜，这些在当时被熟视无睹的场面没有留下照片，现在回想，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镜头。
你知道在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灭螺运动前，嘉善的钉螺数量有多惊人吗？据嘉善县1954年秋调查，在当时的双溪乡双溪村一带14条河浜中，抽查667框（每框为1平方市尺），共捕捉钉螺9333只。经解剖1921只钉螺，阳性钉螺有53只，也就是说这条河河水根本就是疫水！记得魏塘镇曾发动居民、学生灭钉螺，一个多月就捕获钉螺290多公斤。省卫生实验院得到消息，连续多年到嘉善来收购实验用钉螺，只稍微发动一下，就能收购到50多公斤。全县1952~1956年，嘉善人工捕捉钉螺1255.3公斤。
钉螺是血吸虫病的唯一中间宿主，查灭钉螺是血防工作的关键，当时为了灭螺，专家、群众想了很多办法。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天凝公社东方红大队有一支灭螺专业队，在女队长沈金宝的带动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硬是靠一双手、一把锄消灭了钉螺。沈金宝还首创了“河边覆土灭螺法”，就是后来在全国推广的灭螺带原型。1959年，因沈金宝发明灭螺带贡献突出，被浙江省推荐出席全国文教卫生战线群英大会。我到嘉善后，搜集了沈金宝1958年带领群众灭螺的照片，然后开始跟踪拍摄，从前任队长沈金宝一直拍到到后任队长吴玉英。
1973年，根据卫生部指示，我省和广东、江苏共同筹办血防成果图片展，在广交会上展出。我县有《她就是我》等四张照片上了版面和画册，有30多个国家的外宾及港澳同胞前往参观，当他们看了娄玉妹的对比照片后，惊奇赞叹中国的技术好！广交会结束后，版面还到港澳展出，这是我国血防工作第一次对外宣传，我的内心充满自豪！
胜利的奖杯来之不易
笔者：嘉善在1985年8月宣布消灭了血吸虫病，但有报道称：有的地方因放松警惕，血吸虫病卷土重来。
徐志烈：1985年8月，经省委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批准，宣布嘉善县消灭血吸虫病。这一年，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给嘉善颁发了消灭血吸虫病奖杯；给嘉善血吸虫病防治站颁发了先进集体奖杯。如今我看着这些奖杯、证书的照片，最想告诉后人的是：胜利的奖杯来之不易，千万不能放松警惕，防疫工作任重而道远！
大概在十来年前，有关部门召开了一次老血防工作者座谈会，当时我的老同事们流着泪讲述起当年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七八位同事因在疫水中灭螺，集体感染了血吸虫病；还有一位同事因巴豆（一种灭螺药）中毒抱憾而亡。
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已经感受不到血吸虫病的危害与威胁，广大农村再也不见“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肚包病”和“童子痨”早已退出人们的视线，如果问现在的年轻人什么是血吸虫病？他可能要去问“度娘”。作为一位老防疫工作者，我很清楚地知道血防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战斗，这些骨瘦如柴的照片是记录，更是警钟，它时刻提醒我们要把好防疫关，让子孙后代永不受“瘟神”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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