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武汉，让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沦为“猎物”。在党中央坚强的领导下，14亿人民众志成城，与致命的病毒短兵相接，殊死搏斗，愈挫愈勇，力拔山兮气盖世：定能战胜疫情。

　　这时，我想起了嘉善籍中科院院士高尚荫——中国病毒学的奠基人。

　　高尚荫(1909.3.3~1989.4.24)，著名病毒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09年3月3日生于浙江嘉善陶庄镇。留学回国后，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曾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副院长、中南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和名誉所长、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病毒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及武汉市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初次相识在武汉病毒研究所

　　“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可是病毒的感染和侵袭却给人的生命造成很大的威胁”。生命与病毒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高尚荫教授为揭开这个谜，奋斗了几十个春秋。

　　我曾两次到武汉参加中国科协座谈会，专程拜访高教授。第一次见到高教授是在1986年11月20日，那天恰好是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庆祝建所三十周年的日子。高教授邀我去庆祝会上共进晚餐，就坐在他身边。高教授有着高高的身材，圆圆的面孔，一口家乡话说得相当地道。他是一位非常和善的老人，英语、德语说得也很流利，就是普通话说不好。

　　当时，高教授亲切地询问我家乡的发展情况，他说：“少小离家，老大不回，思乡啊，我的家乡陶庄净池漾，是个绿树成荫、河浜交叉的水乡泽国，还有美丽的汾湖。我小时候在汾湖边长大，湖中帆船片片，飞鸟上下，真可谓‘淡妆浓抹总相宜’。”他还问起家乡工农业生产发展情况，“还是以粮、桑为主？现在种稻、西瓜，病害多吗？”真是三句不离本行，又讲到了病毒、微生物……我告诉他，嘉善有家微生物厂，生产井岗霉素、细胞分裂素，这下他劲头来了，对发展微生物农药有很浓厚的兴趣。高教授还说：“我50多年未归家乡，真是乡音无改鬓毛衰……”高教授热情、风趣、朴实、和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高家大院走出科学家

　　在美丽富饶的汾湖南滩，陶庄镇上有一座三进式木结构的砖瓦房，人们称它为“高家墙门”。高尚荫生于1909年。孩童时期的他，长着一张十分逗人喜爱的娃娃脸，爱动好问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家乡的花草树木、飞鸟走禽、昆虫鱼虾，都深深地吸引着他。他采集和捕捉各种植物昆虫标本，对各种奇异现象提出不计其数的“为什么”。一次，奶奶带他到乡下亲戚家去玩，看到一户养蚕家蚕匾里白嫩嫩的蚕宝宝正蠕动着，一曲一弯“沙沙”地吃桑叶，他高兴得问长问短。走过几家，突然看到有一堆蚕宝宝一动不动躺在地上，奶奶告诉他：“宝宝生病死了。”“生什么病？”奶奶摸摸他的头，告诉他说：“奶奶也不知道。”正是这个问题引导他一步一步走向探索生命奥秘的道路。

　　1926年，高尚荫中学毕业后考取了苏州东吴大学，在我国著名昆虫学家胡经甫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他博览群书，尤其对各种生物书籍爱不释手。高尚荫不仅是个书迷，而且是体育场上的运动迷，大学期间，曾是学校篮球队、网球队、田径队的队员，还偏爱音乐，爱听名家乐曲，被师生称为多才多艺的现代大学生。

　　1930年，高尚荫完成大学学业，获得东吴大学理学士学位，并于当年获得美国佛罗里达州劳林斯大学的奖学金。经过一年时间的学习，他各科成绩优秀，免修了很多课程，获得了劳林斯大学文学士学位。1931年秋，他转到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头两年主要在实验室协助教授们工作以维持生活。1933年，由耶鲁大学的教授推荐获得了洛氏基金会的奖学金。1935年初，他的论文《草履虫伸缩泡的生理研究》提前完成，在答辩过程中受到导师和专家们的好评，获得了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见下图，后排中)。

　　追求梦想的爱国者

　　当高尚荫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的几位美国朋友希望他留在美国工作。但高尚荫想得更多的是祖国，祖国需要科学、需要科学工作者。多年来，他眼看着世界列强欺负祖国，中华民族利益受到外国侵略者的侵犯，而且他家中还有年迈多病的老母亲，思国、思乡之情促使他决心回国。正当他积极准备启程回国时，接到家里电报，得知母亲病逝。这时，很多好心的朋友、同事再次规劝他，“你的国家太穷，很难开展科研工作……”“您原来惦记家中老母，想回国无可非议，现在您母亲已经去世了，还回去干什么？”这些话听起来近乎情理，可他们怎能料到此时的高尚荫回国工作的决心更坚定了。不过，他决定辗转欧洲再回国。

　　1935年2月，高尚荫在毕业论文通过答辩后，来不及等5月底举行的毕业典礼，就提前离开了耶鲁大学来到欧洲，他想更全面地考察一下发达的西方国家科技发展现状，想接触、学习更多的先进技术，以便回国后更好地开展工作，因此当他来到英国就决定在伦敦大学研究院从事短期的科研工作。

　　1935年8月，高尚荫回到了离别5年多的祖国，受聘任教于武汉大学，年仅26岁的他是该校最年轻的教授。1935年至1945年，他先后讲授《普通生物学》《原生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微生物学》等课程，其中《普通生物学》由他连续讲授10年。他执教期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以激发学生对生物学的兴趣。他认为，学生大学毕业后应有牢固的基础知识才能深入进行有关生物学的研究，他常常鼓励学生除学好生物学外应广泛阅读其他书籍，包括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他治学严谨，教学方法灵活，一贯提倡学生独立思考。另外，他还特别注重学生的外语学习，特别是英语的学习，他自己除精通英语外，还懂得德语和法语，他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深地感到，外语是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理论和技术的工具，要想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必须掌握这一工具。

　　1937年，高尚荫与武汉大学女教师刘年翠结婚，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志向，这一结合不仅使他们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小家庭，且刘年翠成了高尚荫的得力助手(刘年翠在20世纪50年代任武汉大学生物系微生物教研室主任，后任武汉大学病毒学系教授、昆虫病毒研究室主任)。

　　赴美国洛氏医学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

　　1945年，在武汉大学已经连续工作了10年的高尚荫利用两年的学术假，到美国洛氏医学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从此，他开始了对病毒的研究。他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坦尼的实验室里刻苦钻研，发表了数篇学术价值颇高的研究论文，其中《两棵烟草花叶病毒的比较研究》尤属出类拔萃之作，它证实了病毒性质的稳定性。在美从事病毒研究期间，高尚荫发现病毒这种介于生命与非生命物质之间的最小生物，一旦进入机体细胞，便有可能大量繁殖，引发各种症状；如果把它从细胞中分离出来，再加以提纯，它又像其他化学物质一样，能形成无生命形式的结晶。这个有趣的事实告诉人们：生命的早期形式很可能始于病毒。高尚荫得到了莫大的收获。

　　1947年，高尚荫返回武汉大学，立即着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病毒研究室。这时，国内有关流感病毒的研究一直是在孵育的鸡胚蛋中进行的。高尚荫却第一次成功地在孵育的鸭胚蛋中培养出流感病毒，并且经过试验，证明了病毒的理化性质不因宿主不同而有所改变。从此，他的名字愈加引人注目。

　　他聆听朱德、周恩来的报告

　　1949年5月，武汉市解放了。高尚荫接到军管会通知，邀请他赴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朱德作报告，他的报告题目是《科学转向人民》。朱德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希望科学家团结起来，不管是哪一方面的人才，是哪一国回来的，都要团结一致，互相学习，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二是希望科学家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好每一件事。

　　后又聆听周恩来总理讲话，总理足足讲了3个半小时，重点讲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勉励大家奋发努力，为建设新中国贡献最大的聪明才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陈云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先后出席大会并讲话。这次北上之行对高尚荫触动很大，他坚定信念跟党走，回校后积极工作，先后被评为“武汉市劳动模范”和武汉大学“模范教工”。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孜孜追求的愿望。

　　1958年，在国际病毒学讨论会上，高尚荫宣读《家蚕组织培养方法的研究》，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于是，他被邀请到东德、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高尚荫对家蚕组织培养方法的研究，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与湖北省科学大会上均获重大科技成果奖。后来，高尚荫更注重把科技成果应用于解决国民经济中的实际问题。在他的指导下，武汉大学成立病毒学系昆虫病毒研究室，于1980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次经国家鉴定的病毒杀虫剂W-78菜粉蝶颗粒体病毒杀虫剂，这一成果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奖励，并获湖北省科技成果一等奖。

　　半个世纪以来，高尚荫教授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近120篇学术论文，编著出版了4本专著，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病毒研究所，先后担任10多门有关生物科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50多名，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病毒学专业人才。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他被美国劳林斯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第二次看到高尚荫教授是在1987年5月，我再次参加中国科协在武汉召开的会议。会上，得知高教授因心脏病住在东湖疗养院。我花了2个多小时坐公交车赶到东湖疗养院，已是下午2点。走进病房，看到高教授正和武汉大学几位教授洽谈出版高质量的《病毒学》教材和培养人才工作。我默默站在门口，向高教授点点头。下午3点，一位日本遗传学家前来与他一起探讨用遗传工程的方法来研究病毒，高教授到会客室去了，让我在房间里休息一下。我环视这间病房，除了看到药品、营养品外，写字台、茶几上堆着的尽是书、杂志、有关部门文件，桌上还摊着高教授未写完的文章。这哪里是病房，简直是高教授第二个办公室。

　　高教授接待好客人，显得有些疲乏，他感叹着：“我已垂垂老矣，心有余而力不足。”我问他：“高老，您还在整理文稿？”他点头说：“这是我早前一段时间撰写的论文，想再出个集子……”自1984年以来，他又写了《中国病毒学30年》等几十篇文章，他想把上世纪80年代研究病毒学的新成果汇编起来，出个集子。他说：“学校经费紧张，我若开口，他们肯定会答应的，但我不能增加他们的麻烦，以后自己想办法。”

　　东湖到市区的末班车时间为下午4点半，所以我只在高教授的病房逗留了2个小时。他很热情地邀我在阳台上摄下了珍贵的合影(见下图)，并执意要送我到车站。他向我挥别时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1989年4月23日，高尚荫利用星期天医院人少清净，又工作了一整天。晚上8点，他感到身体不舒服，但还是坚持对一位美籍科学家第二天的访华活动做了充分准备。晚上12点，他心脏病突发，经多方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享年80岁。他为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高尚荫治丧委员会给我发来讣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刊登了这一消息。

　　2018年10月13日，“武汉大学病毒学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暨高尚荫先生诞生110周年铜像揭幕仪式”在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隆重举行。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舒红兵主持会议，他说，高尚荫先生的崇高精神和在病毒学研究上取得的丰硕成果，将激励大家进一步砥砺前行、攻坚克难。他同时希望武汉大学的病毒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先生的高贵品格，为我国病毒学以及生物医学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