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庐试水医疗责任风险金，17家医疗机构“抱团”抵御医疗风险

　　医疗风险金，是一方怎样的“镇定剂”？

　　中国医师协会和浙江医师协会昨在杭研讨和谐医患关系新举措

　　如果说医患关系是波涛汹涌的大海，那么单个医生就如汪洋中的小舟，让他们个体去应对大海中许多未知的风险，无疑是件难事。

　　正因为许多不可预见性，再加上医患关系的紧张，让现在许多医生在诊治时，不同程度地畏手畏脚。

　　日前，桐庐17家医疗机构在桐庐县卫生局牵头下，抱团设立了一个医疗责任风险金。类似模式，富阳等地也在探索。他们希望用这样抱团抗风险的办法，减少医患关系中的一些不和谐因素。

　　昨天，本报记者来到桐庐县，走访相关单位，了解该医疗责任风险金的具体操作模式。

　　缘起

　　医疗纠纷为何越来越多？

　　“我自己也曾经当过医生，对于医生的烦恼，多少了解一些，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任务比较繁重。”昨天，桐庐县卫生局医政科科长吴剑波接受采访时，首先谈到了目前医生的一些困境。

　　在医患纠纷并不十分融洽的今天，大家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患者身上，对医生的关注相对较少：“医生这个职业，是和生命打交道的，生命只有一次，风险不言而喻。”

　　这种高强度的心理压力，使得医生在诊治时，除了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还需要融洽的医患关系来做心理支持。

　　“去年来卫生局做医政工作以来，我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协调处理各种纠纷。感觉现在关于医疗的投诉、服务层面的投诉比例在逐渐增加，这表明现在的患者要求越来越高了。”吴剑波说。

　　和大医院的医生相比，基层医生，特别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除了看病救人，还需要承担防疫、健康教育、妇儿保健等多方面的公共卫生任务。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难免会发生一些意外，特别是一些医学上还无法解决的问题，更是给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增加了执业风险。一旦发生风险，虽然有医疗机构承担大部分的赔偿，但分摊到医生个人头上的赔偿，也不少，有的基层医生甚至可以用倾家荡产来形容。”吴剑波说。

　　探索

　　抱团分担风险，可行吗？

　　正是因为看到这种风险，2010年年底，桐庐县卫生局酝酿出台《桐庐县医疗责任风险金管理办法(试行)》，从2011年1月1日开始，在4家县级公立医院以及13家卫生服务中心，推行医疗责任风险金。

　　在办法中，医疗责任风险金被定义为：“为分散医疗机构的医疗责任风险，保障因遭受医疗损害的患者获得及时赔偿(补偿)而建立的互助共济制度，其风险金由多家医疗机构按照一定的比例缴纳，并实行统一管理、统筹使用”。医疗机构抱团抗风险的精神跃然纸上。

　　桐庐县横村中心卫生院院长桑向群说：“抱团好啊，我们这个中心卫生院规模比较大，一年所有收入大概也就800万左右，一些严重的医疗纠纷最高赔付额可能达到上百万，如果连续发生几起，医院根本没办法开展工作。”

　　去年4月份，桐庐县中医院发生的一起医疗纠纷，在当地医疗界引起不小的震动。

　　患者是当地某著名服装连锁店负责人，40多岁，正当盛年，因为感觉呼吸不畅，到县中医院就诊。诊断的结果是肺部感染，医生开了左氧氟沙星给其输液，没想到输液过程中患者心跳骤停，不幸去世。家属难以理解，向医院讨说法。

　　“我也当过呼吸科医生，知道这种抗菌药的使用非常普遍，但确实存在非常小概率的过敏事件，严重的过敏会导致休克乃至死亡，很不幸这名患者遭遇了这样小概率的事件。医院的操作是规范的，但家属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输液，怎么就没有了呢。”吴剑波说。

　　对于这个事件，昨天，桐庐县中医院医务科科长李培泉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很无奈：“我们感觉自己很冤枉，这个事情发生后，不知情的老百姓说我们乱用药，把人给治死了。但是专业的解释，非学医的人根本不理解。”

　　这名患者在未去世前，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年能够给家里挣200多万，猝然离世，让家属难以接受。最后在当地医疗纠纷调解会的参与下，医院补偿了42万元，这笔钱就是从医疗责任风险金中拿出的。

　　不同规模医院，风险金如何缴纳？

　　“我们2011年交给风险金账户的总额大约是30多万，当年就使用了42万，应当说帮助我们医疗机构分担了压力。”李培泉说，在风险金制度之前，他们每家医院各自找商业保险机构谈判，谈定一年的保险金额，发生医疗纠纷后，再由保险公司来赔偿。

　　每年为了谈保费的金额，李培泉都要费一番功夫，而在申请赔偿的时候，耗费的精力就更多了。至今他还在为一笔一年前的赔偿到处奔波，因为商业保险机构毕竟是要盈利的，如果缴纳了5万元保费却要保险公司赔偿10万元，基本上很难长期推行。

　　和商业保险不同，由桐庐卫生局牵头的医疗责任风险金，赔偿程序要比商业保险简便许多，既方便了患者，也给了医院强有力的支持。

　　吴剑波介绍，每家医院缴纳的风险金总额不同，主要根据医院的上年度业务总收入、医疗机构风险系数、医疗机构等级比例以及在岗职工人数等标准，进行测算当年度缴纳的风险金；每年缴纳的风险金如果当年度没有使用完，可以累积到第二个年度，按照医院的等级，有一个缴纳风险金的上限。

　　二级甲等医院的上限为150万元，二级乙等医院的上限是100万元，卫生服务中心的上限也是100万元。记者从2012年度上缴的风险金报表中看到，缴纳最高的医院是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因为该医院在当地规模最大，风险金总额为114万元；缴纳最少的是新合乡卫生院，仅1.03万元。

　　2011年度推行风险金制度以来，7家医院动用了风险金，其中4家县级公立医院都使用了风险金，其余3家为卫生服务中心；赔付最高的医疗纠纷就是县中医院42万的案例，7家医疗机构去年的赔付总额达到127万余元。

　　风险金被用完，怎么办？

　　和7家动用了风险金的医疗机构相比，其余10家参与抱团的医疗机构虽然没有使用风险金，今年年初仍及时缴纳了这笔风险金。

　　作为没有直接受益的单位，为什么还要继续支持该项制度？

　　横村中心卫生院是未动用风险金的单位之一，而且在13家卫生服务中心里，今年该院缴纳的风险金总额最高，达到11.19万。院长桑向群说：“当然要参加了，去年我们缴纳了15万，因为没有动用风险金，今年缴纳的总额就下降了。和商业保险比起来，我们更支持这种模式。”

　　桑向群说，商业保险不但每年要去谈保费，而且还仅一年有效，无法累积。风险金不但可以累积，还会根据上一年度的表现情况，调整次年的风险金总额，最吸引他们的是可以和大医院一起绑定风险。

　　“我们的患者越来越多，用药范围也越来越广，谁也不敢担保永远不出医疗意外。我们医院规模小，一旦发生意外，就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让大医院拉我们一把。”桑向群说。

　　这样的互助模式，虽然看起来很完美，大家可以抱团，但是就不担心账户会被全部用完吗？

　　面对记者的疑问，吴剑波笑着说：“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们对院长实行一票否决制，如果出了严重的医疗事故，院长也是承担不起的。这个制度不是让医院可以无限地犯错，而是在给他们压力的同时，能够腾出更多精力搞好医院管理。”

　　据了解，2012年度，17家医院缴纳的风险金总额已经累计达到290余万，增强了全县2183名在岗医护人员的抗风险能力。一旦发生医疗纠纷，需要支付医疗责任赔偿或者补偿金时，风险金管理机构将根据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的协议、医调会调解达成的协议、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调解书或者判决书等，作为支付依据，及时予以支付。

　　说法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大多数医护人员存在“重病轻人”问题

　　医疗责任风险金的设立，让桐庐医护人员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更大程度地保护自己在医疗事故中的赔偿风险。但从另一方面看，却也反映了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

　　医患关系为何会如此紧张？昨天，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恰巧来杭州参加一个医患关系的研讨会，记者专门请殷会长从全局情况作了相关分析。

　　“导致现在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的原因非常复杂。”殷会长说，首先是医护人员对病人的人文关怀的不足。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医疗水平越来越高，跟国际上的差距逐步缩小，甚至在有些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但所谓的“病人”，就意味着病是在人的身上，医生除了看病之外，还得去懂人，而现在绝大多数的医护人员都存在一个“重病轻人”的问题，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跟病人及家属沟通，多给予一些人文关怀，并建立起感情。因此让病人以及家属觉得跟医护人员特别有距离感，所以纠纷也就更容易产生。

　　其次，在医患关系中，患者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医疗卫生的需求越来越高，于是有些民众就有了误解，觉得生病后找医院解决就好。而事实上，医学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有很多的疾病现在都还没办法解决，医护人员们能做的只是通过照顾来缓解患者的病痛。

　　大家常说看病难，主要指的是在大医院看病难，很多的人一有不适就喜欢上大医院找专家看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一位专家一个上午只看8位病人，下午也看6—8位的样子，这样医生就有足够的时间为患者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解释。但现在的专家每天要看几十位患者，往往前面的病人还没看完，后面的病人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冲进诊室，在时间上也不允许医生和患者之间进行充分的沟通。”殷会长分析认为。

　　殷大奎从国家的层面讲述了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探索改善医患关系的应对举措。

　　一方面，行政部门通过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硬件条件、提高基层医护人员的服务水平，以及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等举措，将病人往基层医疗机构引导，从而来缓解大医院的压力。

　　因为现在大部分患者的问题都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这些病除急性发作需要到大医院抢救外，平时都可以在基层医院解决，而且基层医院相对空很多，医生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针对每位患者不同的疾病进行个性化分析。

　　另一方面，殷会长认为，医护人员在提升业务水平的同时，还得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加强自律，不要让患者对医护人员的形象产生误解。多抽时间去关心一下患者及家属的心灵，在病人和家属不明白的时候耐心地把问题解释清楚，以免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误会。

　　杭州市一医院党委书记黄进宇——80%的医疗投诉由沟通不畅引发

　　2010年6月1日，杭州医患双方调解医疗纠纷有了一种第三方调解的新途径，医调会成立两年多时间来，工作人员们几乎天天都要接待来处理医疗纠纷的人。“我们平均一个月要处理20多起医疗纠纷的样子。”杭州市医调会主任钱红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杭城各家大医院每天的门诊量都已饱和，床位也在超负荷运转，把医护人员们忙得团团转，这其中就难免有些疏忽。“但更多医患矛盾的产生还是双方沟通不够的问题。”

　　这一观点，杭州市一医院党委书记黄进宇深有感触。黄书记在多年的临床工作经历中，处理过太多的医患关系，“医生与患者本是两个陌生人，这就注定了两者间会有一定的距离。要缩短这个距离，沟通是最好的方式，而问题的产生也在于沟通不够。”

　　“我们曾在医院里做过一个调查，80%的医疗投诉都是因为医患间的沟通不顺畅。医生没时间跟病人沟通，病人又很想对自己的病情有更多的了解，为了缓解这对矛盾，我们专门设置了高级责任护士的岗位，主要就是负责医患间的沟通。”黄书记说。

　　杭州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方健国——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和谐医患关系的新举措

　　“桐庐卫生局的做法算是深化医改的新举措，他们的这种大胆探索，可以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医疗纠纷、促进医患和谐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杭州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方健国说。

　　尤其是他们将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中小型医疗机构也纳入到统筹医疗纠纷赔付中来，提高了小型医疗机构应对医疗风险的能力。因为对于这些小型医疗机构来说，规模小、人员少，一旦发生医疗纠纷，仅凭自己很难赔付。

　　同时，方主任认为，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前一年的赔付情况直接跟后一年的保费缴纳挂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医护人员提高医疗水平，努力防患医疗纠纷的发生。“医改本身就是要各地按照自身情况来探索相应的举措，我们鼓励各地区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如果桐庐卫生局的做法运行效果不错，相信其他地方也会去学习，而要是时机成熟的话，我们也会考虑进行推广。”

　　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王桢——医疗纠纷调解的大方向，是转移到医院外

　　在听说了该模式后，肯定的同时，也表示今后医疗纠纷调解的大方向，是转移到医院外，让第三方力量参与到调解中来。

　　据了解，从2010年开始，我省就在推动各地成立医疗纠纷调解机构，至今已经调解了7350起医疗纠纷，其中6602起完成了医疗赔偿及补偿，使医疗纠纷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目前医患纠纷的调解，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即医患双方协调、卫生行政部门参与调解、司法调解、医调会调解。”王桢表示，和传统的医患双方直接协调相比，其余三种调解模式，将调解的场所转移到医院之外，使得医院不会因为医疗纠纷的调解干扰到正常的医疗秩序，让医护人员更加安心诊疗。